这一阵子，大家为应否多发免费电视牌照而讨论得热烘烘。这边厢的领导阶层，不惜降卑率领下属做骚抗议，那边厢亦高调发信给立法会议员，力陈不应多发电视牌照的理据。再有一边厢挟民意，力逼政府，不能向政治压力低头，要尽快完成发牌程序。
如果从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来看，确是应该再发电视牌照的，现时香港市民已对两个电视台厌倦，一定要引入竞争，才会有进步。
但问题来了，由于我有亲人是在其中一间电视台工作的，如果香港有多几个电视台，照道理大家的利润是会分薄的，这会否影响亲人的饭碗？为大众着想，我是赞成有更多电视台的，但为家人着想时，我的立场会否有变？
其实这类矛盾事情，每天都可能会发生。小则可以是公司的一些利己的政策，大则是政府推出一些和民生有关的政策时，都会遇到为己抑或为人这矛盾。以往有政府高官在公布一些政策时，被指偷步做这样做那样，其目的只是希望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前朝政府，很多时都被人视为官商勾结，特别是坐大地产商的赚钱能力。这些高官未必一定会在实质上有利益输送，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香港的楼价高了，他们的物业价值亦会水涨船高，而物业的升值，还胜过他们当高官所得呢。试问他们又怎会加力压低楼价？
为己抑或为人才是至重要？当两方面有矛盾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抉择？
其实不少先圣先贤，早已留下很多很好的榜样给我们。远的在新约使徒时代，使徒为福音的缘故，放弃自己的利益，视身外物如粪土，结果十二使徒大多数是为主而殉道。较近些是看近百多年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生活安定，但为把福音传来中国，不惜长途跋涉，来到这落后的国家，还要忍受别人的白眼和不卫生的环境。结果不少人死于传染病。
再近一些，看一看推翻满清政府的英雄烈士。特别是革命的早期，绝大部份的烈士都是基督徒，他们不少是受过西方教育，是社会的中上层，工作无忧无虑，为什么他们要赔上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呢？最为人所知的是香港的李纪堂和檀香山的邓荫南，他们不惜倾家荡产协助孙中山革命，对他们又有何好处？革命成功后，大多数的革命者都不求权位，一是不再参与政治，一是很快便放下国务。这种种不为己的心态，今天仍会存在吗？
若我们翻翻圣经，便会发觉到从保罗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为人不为己的好见证。在使徒时代，有一些犹太基督徒，声称外邦基督徒要行割礼和守律法才能得救。保罗本身是犹太人，这言论对他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是可以巩固犹太教的传统，何乐而不为？连教会的大领袖彼得，也不敢得罪这些权贵，但保罗却明白，如果外邦基督徒这样做，便失去在基督里的自由和恩典，所以他便大力反对说：「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为什么他有此勇气，我们便没有呢？
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有优良的传统，古语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现今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什至几十年前的粤语长片，亦有吴楚凡的名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意思也类似。根本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是要为人的，只不过这美德日久被人淡忘或不以为然，换下来的，却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变成这样？
期望香港的基督徒，能首先带起为人的风气，在不信的世代做盐做光，作一个美好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