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陣子，大家為應否多發免費電視牌照而討論得熱烘烘。這邊廂的領導階層，不惜降卑率領下屬做騷抗議，那邊廂亦高調發信給立法會議員，力陳不應多發電視牌照的理據。再有一邊廂挾民意，力逼政府，不能向政治壓力低頭，要盡快完成發牌程序。
如果從一個普通市民的角度來看，確是應該再發電視牌照的，現時香港市民已對兩個電視台厭倦，一定要引入競爭，才會有進步。
但問題來了，由於我有親人是在其中一間電視台工作的，如果香港有多幾個電視台，照道理大家的利潤是會分薄的，這會否影響親人的飯碗？為大眾著想，我是贊成有更多電視台的，但為家人著想時，我的立場會否有變？
其實這類矛盾事情，每天都可能會發生。小則可以是公司的一些利己的政策，大則是政府推出一些和民生有關的政策時，都會遇到為己抑或為人這矛盾。以往有政府高官在公佈一些政策時，被指偷步做這樣做那樣，其目的只是希望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前朝政府，很多時都被人視為官商勾結，特別是坐大地產商的賺錢能力。這些高官未必一定會在實質上有利益輸送，但有一點不可忽視，就是香港的樓價高了，他們的物業價值亦會水漲船高，而物業的升值，還勝過他們當高官所得呢。試問他們又怎會加力壓低樓價？
為己抑或為人才是至重要？當兩方面有矛盾的時候，作為一個基督徒，應該如何抉擇？
其實不少先聖先賢，早已留下很多很好的榜樣給我們。遠的在新約使徒時代，使徒為福音的緣故，放棄自己的利益，視身外物如糞土，結果十二使徒大多數是為主而殉道。較近些是看近百多年來華的傳教士。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生活安定，但為把福音傳來中國，不惜長途跋涉，來到這落後的國家，還要忍受別人的白眼和不衛生的環境。結果不少人死於傳染病。
再近一些，看一看推翻滿清政府的英雄烈士。特別是革命的早期，絕大部份的烈士都是基督徒，他們不少是受過西方教育，是社會的中上層，工作無憂無慮，為甚麼他們要賠上生命去推翻滿清政府呢？最為人所知的是香港的李紀堂和檀香山的鄧蔭南，他們不惜傾家蕩產協助孫中山革命，對他們又有何好處？革命成功後，大多數的革命者都不求權位，一是不再參與政治，一是很快便放下國務。這種種不為己的心態，今天仍會存在嗎？
若我們翻翻聖經，便會發覺到從保羅身上，可以看到一個為人不為己的好見證。在使徒時代，有一些猶太基督徒，聲稱外邦基督徒要行割禮和守律法才能得救。保羅本身是猶太人，這言論對他是有利的，因為這樣做是可以鞏固猶太教的傳統，何樂而不為？連教會的大領袖彼得，也不敢得罪這些權貴，但保羅卻明白，如果外邦基督徒這樣做，便失去在基督裡的自由和恩典，所以他便大力反對說：「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為甚麼他有此勇氣，我們便沒有呢？
中國人在這方面是有優良的傳統，古語的「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現今的「施比受更為有福」，甚至幾十年前的粵語長片，亦有吳楚凡的名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意思也類似。根本中國的傳統價值觀是要為人的，只不過這美德日久被人淡忘或不以為然，換下來的，卻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甚麼今天我們會變成這樣？
期望香港的基督徒，能首先帶起為人的風氣，在不信的世代做鹽做光，作一個美好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