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华人教会在「文化」方面投资不多，什或缺席；即或有少数团体进入文化领域，我们仍是被动地以「反XX」来与其它文化作抗争。
笔者差不多阅读完韩特（James D. Hunter）所着To Change The World : The Irony, Tragedy, &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2010，Kindle版售价平一半），很认同作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北美教会整体生态，其中不乏良好的洞见，同样适用于本港场景。韩特为美国佛吉尼亚大学教授，专研宗教（福音派）、文化与社会学等，中译着作有《文化战争》（台北：正中书局，1995）。
韩特首先指出教会人士高谈「要改变世界」与「要转化城市」等论述的不足，这些口号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这些企图改变文化的思维与手段，不幸地表现出来，正与其所批判的对象类同，结果是强化了对立，并忽视了文化于现存制度之内的实质运作。
当福音信仰群体要进入现今多元文化之中，运用「权力」来重新塑造与改变文化，然而「右派」的毛病就在于采取敌人的策略，以为借助政治「权力」（选举与相关议题）与「市场式民粹主义」，就能战胜敌人。讽刺之处是热心「右派」的做法，不自觉地走上「成魔之道」（意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至终变成了另一种权力化身）。我们要反思：教会在文化战线上是否要采取因着惧怕与忿怒，而选择了错误的手段？
韩特同样批判「左派」，也犯上「右派」的毛病，就是企图借助政治「权力」来推动扶贫、公义与环保等课题。「左派」与「右派」的分野只在于两者各有其关注的议题，相同是两派均动员力量，期望政府在施政方面能履行相近的文化价值，「左派」强调文化或社会课题的适切性，而「右派」则要坚守所信的价值（如生命权、婚姻与家庭等）。
韩特接着批判「新信洗派」（Neo-Anabaptists），本港某神学圈子喜欢称之为「侯活士派」（Hauerwasians）。「侯派」的不足，就在于以「拒绝进场」的方式来高谈「教会要成教会」。「侯派」人士要与所有权力架构保持距离，不想有任何形式的「参与」（engagement），认为这样做只会带来教会「君士坦丁化」（Constantinization of the church）。「新信洗派」对建制教会的腐化，作出批判是值得肯定；然而「置身场外」的取态，使这群清高人士走向「抽离主义」，却不能正面建构。本港「侯派」若认定「市场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等为恶事，理应大力批倒「地产霸权」、「领汇霸权」、「港铁霸权」等。笔者期盼「新信洗派」不要成为神学工作者「口动而不动身」的合理解说。
笔者认同韩特倡议「忠信临在」（faithful presence）作为基督徒进入文化架构的进路，人多势众不一定会产生「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近年来，本港流行「城市转化」的论述，同样是个人主义式的理想主义，他／她们的「二元论」只会使基督徒对文化更为无知与天真。
在韩特的着作中，笔者看到依路（Jacques Ellul）的身影，他主张《国度的临在》（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这样，就没有一种基督徒的态度，可以应用在所有的情况；而按着不同的时机，只要他们忠于上帝旨意地在历史留下他们的痕迹，那看似矛盾的态度，都可能同样地好。这样，就不必执着于一个意念、一个教义，或一个政治的运动。在世俗的语言来说，『忠诚』很多时只不过是习惯或固执。按着基督徒所生活的时代，也按着什么立场对他来说更贴近上帝在那个时候的旨意，他可以属于右翼或左派，自由党或社会主义者。不错，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些态度是互相矛盾的；但它们的统一性乃在于寻索那将临的国度。正是在这国度的亮光中，基督徒被呼召去判断当下的处境，而这些处境并不能按着它们的道德内容或它们个别的政治展望去判断……」（许立中之〈两个国度〉引用依路之一段文字。）
我们要进场，要批判现有的偏差，又要提醒自己与友人不要重覆别人的错失，在失败中汲取教训，在参与中不断思考，这便是我对公共事务的取态。任何「不进现场」的讨论，有可能只是自说自话？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