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華人教會在「文化」方面投資不多，甚或缺席；即或有少數團體進入文化領域，我們仍是被動地以「反XX」來與其它文化作抗爭。
筆者差不多閱讀完韓特（James D. Hunter）所著To Change The World : The Irony, Tragedy, &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2010，Kindle版售價平一半），很認同作者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北美教會整體生態，其中不乏良好的洞見，同樣適用於本港場景。韓特為美國佛吉尼亞大學教授，專研宗教（福音派）、文化與社會學等，中譯著作有《文化戰爭》（台北：正中書局，1995）。
韓特首先指出教會人士高談「要改變世界」與「要轉化城市」等論述的不足，這些口號只是一廂情願的「理想主義」。這些企圖改變文化的思維與手段，不幸地表現出來，正與其所批判的對象類同，結果是強化了對立，並忽視了文化於現存制度之內的實質運作。
當福音信仰群體要進入現今多元文化之中，運用「權力」來重新塑造與改變文化，然而「右派」的毛病就在於採取敵人的策略，以為借助政治「權力」（選舉與相關議題）與「市場式民粹主義」，就能戰勝敵人。諷刺之處是熱心「右派」的做法，不自覺地走上「成魔之道」（意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至終變成了另一種權力化身）。我們要反思：教會在文化戰線上是否要採取因著懼怕與忿怒，而選擇了錯誤的手段？
韓特同樣批判「左派」，也犯上「右派」的毛病，就是企圖借助政治「權力」來推動扶貧、公義與環保等課題。「左派」與「右派」的分野只在於兩者各有其關注的議題，相同是兩派均動員力量，期望政府在施政方面能履行相近的文化價值，「左派」強調文化或社會課題的適切性，而「右派」則要堅守所信的價值（如生命權、婚姻與家庭等）。
韓特接著批判「新信洗派」（Neo-Anabaptists），本港某神學圈子喜歡稱之為「侯活士派」（Hauerwasians）。「侯派」的不足，就在於以「拒絕進場」的方式來高談「教會要成教會」。「侯派」人士要與所有權力架構保持距離，不想有任何形式的「參與」（engagement），認為這樣做只會帶來教會「君士坦丁化」（Constantinization of the church）。「新信洗派」對建制教會的腐化，作出批判是值得肯定；然而「置身場外」的取態，使這群清高人士走向「抽離主義」，卻不能正面建構。本港「侯派」若認定「市場資本主義」或「國家主義」等為惡事，理應大力批倒「地產霸權」、「領匯霸權」、「港鐵霸權」等。筆者期盼「新信洗派」不要成為神學工作者「口動而不動身」的合理解說。
筆者認同韓特倡議「忠信臨在」（faithful presence）作為基督徒進入文化架構的進路，人多勢眾不一定會產生「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近年來，本港流行「城市轉化」的論述，同樣是個人主義式的理想主義，他／她們的「二元論」只會使基督徒對文化更為無知與天真。
在韓特的著作中，筆者看到依路（Jacques Ellul）的身影，他主張《國度的臨在》（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這樣，就沒有一種基督徒的態度，可以應用在所有的情況；而按著不同的時機，只要他們忠於上帝旨意地在歷史留下他們的痕跡，那看似矛盾的態度，都可能同樣地好。這樣，就不必執著於一個意念、一個教義，或一個政治的運動。在世俗的語言來說，『忠誠』很多時只不過是習慣或固執。按著基督徒所生活的時代，也按著甚麼立場對他來說更貼近上帝在那個時候的旨意，他可以屬於右翼或左派，自由黨或社會主義者。不錯，從人的角度來說，這些態度是互相矛盾的；但它們的統一性乃在於尋索那將臨的國度。正是在這國度的亮光中，基督徒被呼召去判斷當下的處境，而這些處境並不能按著它們的道德內容或它們個別的政治展望去判斷……」（許立中之〈兩個國度〉引用依路之一段文字。）
我們要進場，要批判現有的偏差，又要提醒自己與友人不要重覆別人的錯失，在失敗中汲取教訓，在參與中不斷思考，這便是我對公共事務的取態。任何「不進現場」的討論，有可能只是自說自話？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