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社会当中，香港和台湾都是言论自由程度较高、民营媒体相对活跃的地区。不过近期两地社会的媒体生态，都成为本身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之一。在香港，新发免费电视台牌照迟迟未见结果，令人质疑特区政府容让一台独大，以继续限制舆论空间。至于被包装成股东纠纷的DBC停播事件，特区政府袖手旁观，只以罚则应对，漠视「中联办因素」政治干预的表面证据，令人无法寄望特区政府会捍卫一国两制以及香港核心价值。在台湾，壹传媒卖盘，买家财团被指与中国大陆利益关系千丝万缕，担心日后舆论空间受压；一些有心人就发起占领行政院的行动，试图引起当地社会和政府关注。事件引发知名学者撰写亲笔信，援引香港早前的反国教运动为例，表达支持。
两地社会处境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大家都面对以经济为手段的政治压力，对言论自由的空间带来威胁。这个问题对香港尤其严重，因为政制缺憾，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仍未有全面民主，有待迈向《基本法》所提的全面普选；行政长官现今固然在社会的认受性不足，取信于民难度什大；立法会亦常常因为功能组别和分组点票的措施，致令议会决定和民间关注经常出现重大落差。在这个失衡的政治生态下，民间舆论的主动警觉和发声批评就更为重要，成为社会避免重大错误的最后关口。也许有意见认为，现时社会舆论的「负能量」太多。但从人性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的角度来看，在失衡的政治生态下，若「负能量」能制衡警惕官僚滥权腐败的倾向，退一步而言，那仍是一种「必要之恶」，进一步而言，那是一种鞭策的力量。当特区政府民望低迷，部份高层以至特首本人迟迟未能解除市民对其诚信的质疑，社会又忧虑自由空间被收窄「河蟹」，民间舆论空间如何能维持活力和警觉，对香港的未来尤为重要。
无论是台湾的壹传媒事件，抑或香港的DBC事件，均有意见指日后媒体集资应以民间或信托形式为基础，所针对的就是避免政治力量透过经济手腕来操纵舆论空间。教会作为民间团体的一员，除了广传福音，亦有教导人遵守耶稣基督教训的责任，当中包括诚实，也包括公义怜悯、爱家爱人。一个自由的舆论空间，其实也是一个分享价值与关爱的空间。当社会大众为未来的自由空间高度警觉，教会群体相信亦有祷告、牧养与行动的角色，摆在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