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人社會當中，香港和台灣都是言論自由程度較高、民營媒體相對活躍的地區。不過近期兩地社會的媒體生態，都成為本身社會大眾的關注焦點之一。在香港，新發免費電視台牌照遲遲未見結果，令人質疑特區政府容讓一台獨大，以繼續限制輿論空間。至於被包裝成股東糾紛的DBC停播事件，特區政府袖手旁觀，只以罰則應對，漠視「中聯辦因素」政治干預的表面證據，令人無法寄望特區政府會捍衛一國兩制以及香港核心價值。在台灣，壹傳媒賣盤，買家財團被指與中國大陸利益關係千絲萬縷，擔心日後輿論空間受壓；一些有心人就發起佔領行政院的行動，試圖引起當地社會和政府關注。事件引發知名學者撰寫親筆信，援引香港早前的反國教運動為例，表達支持。
兩地社會處境不盡相同，但相同的是大家都面對以經濟為手段的政治壓力，對言論自由的空間帶來威脅。這個問題對香港尤其嚴重，因為政制缺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仍未有全面民主，有待邁向《基本法》所提的全面普選；行政長官現今固然在社會的認受性不足，取信於民難度甚大；立法會亦常常因為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的措施，致令議會決定和民間關注經常出現重大落差。在這個失衡的政治生態下，民間輿論的主動警覺和發聲批評就更為重要，成為社會避免重大錯誤的最後關口。也許有意見認為，現時社會輿論的「負能量」太多。但從人性有光明面也有陰暗面的角度來看，在失衡的政治生態下，若「負能量」能制衡警惕官僚濫權腐敗的傾向，退一步而言，那仍是一種「必要之惡」，進一步而言，那是一種鞭策的力量。當特區政府民望低迷，部份高層以至特首本人遲遲未能解除市民對其誠信的質疑，社會又憂慮自由空間被收窄「河蟹」，民間輿論空間如何能維持活力和警覺，對香港的未來尤為重要。
無論是台灣的壹傳媒事件，抑或香港的DBC事件，均有意見指日後媒體集資應以民間或信託形式為基礎，所針對的就是避免政治力量透過經濟手腕來操縱輿論空間。教會作為民間團體的一員，除了廣傳福音，亦有教導人遵守耶穌基督教訓的責任，當中包括誠實，也包括公義憐憫、愛家愛人。一個自由的輿論空間，其實也是一個分享價值與關愛的空間。當社會大眾為未來的自由空間高度警覺，教會群體相信亦有禱告、牧養與行動的角色，擺在前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