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活跃于台港两地来自加拿大的戴冕恩牧师（David Demian），与此相关的「回家」聚集，自二○一○年起，每年在香港举行。首年，大概有五千位华人信徒参与四日的聚集，翌年有近万名来自内地、台湾、香港、北美等地信徒参与。据报道，今年（二○一二年） 则有一万四千名来自廿八个国家的牧者与信徒，于八月一至四日齐集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主题为「神国降临」。
笔者并不反对基督新教内所有不同传统与形色的聚会，无论是追求灵恩或医治，不同的取向在神学与实践已有颇多讨论，参与的照旧参与，不参与的继续不参与。然而，笔者感到不安是若干貌似属灵却非圣经所言的「代表式复和论」正不知不觉地渗透整个华人教会。
代表式复和论的思考
戴冕恩牧师倡导的「代表式复和论」，在西方教会没有市场，头脑清醒的也懒得理睬；为何两岸三地的华人信徒却乐此不疲？这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怎样的心态，值得我们一起思考。本文尝试就「回家」论述的「代表式复和论」，指出此种简化思维只会使人自我陶醉，却不会带来真正复和的实效。
「主又叫台湾和香港的弟兄姊妹谦卑地迎向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香港和台湾的牧者们向国内的同工们跪下，并为过去的骄傲认罪。人们互相拥抱和认罪中结束。」这是有关「回家」聚集的相关报道。笔者曾指出港台之间颇为流行，特别来自灵恩群体，就是一种不分好歹、不讲公义的「认罪悔改、接纳和好」模式。这种模式只要在任何族群或事件中找到两位所谓「代表人物」，于是受害者与加害者只要简单化地与一律化地表达：「我有亏欠，你也有过失，彼此认罪，和好合一」，就能带来复和关系的重大突破。「代表式复和论」认为任何受损关系之不能修补，只因受害者内心仍有怨恨，未能饶恕；受害者要先做第一步，就是主动宽恕加害者，就能化解冤仇，达成和好。
私德与公义
笔者最初接触此套「代表式复和论」时，也深深感受这种代表式认罪的感人场面；然而经过理性思考后，发现这种模式有什多的谬误，其中明显是践踏了圣经的公义。「代表式复和论」忽略了神是公义审判者的重要教导。巴刻（James Packer） 说得好：「在圣经时代，审判官的首要任务是衡量面前案件的事实。他没有陪审团，他有责任，而且只是他的责任，要查询、盘问、侦察假话，拆穿托词，找出事情的真相。圣经描写到神审判的时候，就强调到他的无所不知和智慧，能鉴察人心，寻找事实。没有东西能逃过他，我们或能骗人，却瞒不过神。他认识我们，以我们的本相审判我们。…… 神总是如此，神必知道！他的审判是根据真相──事实的真相，以及道德的真理。他审判人的隐秘事情，而不单看人公开的假面具。」（《认识神》，163页）
「代表式复和论」的问题在于不曾正视权力结构的不对等，于是六四不能复和，罪责在于受害者骄傲，爱仇敌之心太浅薄，未能拥抱对方。当堂会发生了性侵犯事件，责任同样在于受害者未能饶恕，不能释放施暴者。这种受害者与加害者一律平等看待，却不正视事件的真相，全面地以公义对待，不当地要求受害者作出较圣经为高的伦理要求。倘若复和的责任只单方面放在受害者身上，却放过了加害者，不要求其面对本身的不义之罪，这并不是圣经教导的复和之路。人要与上主复和，不只在于受害者（神）主动饶恕我们这群加害者，更要加害者面对真理而知罪悔罪；倘若任何罪人不作任何回转，也不会达成关系的复和。
正如在一场篮球赛中，上半场前一队球队以大比数胜出另一队，原因在于裁判执法时对这队球员犯规时不作任何判决。半场休息时，胜方教练与队长真诚表示歉意，并向公众作出道歉；然而球队却没有主动要求更换裁判，或处理结构的不公允。任何时候，两队不能回到公平竞赛，连番道歉不能促进真正的复和。华人教会若继续玩弄「代表式复和论」，只是「口水秀」，却不能成就大众百姓也有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的方向。
「没有回忆，就没有复和。要有和平的未来，就必须认真面对过去的伤痛，并回应宽恕的呼吁。」（《复和万有》，183页） 二○○四年笔者出席「洛桑世界福音论坛」，其中一组汇报时，就是十二位组员在台上彼此洗脚的震撼场面。后来，此组出版了汇报〈复和作为神的使命〉，成为洛桑的重要文献之一，倡导教会不要纸上谈兵，乃以具体行动寻求复和。
华人教会不能选择沉默的中立，我们要让「天安门母亲」、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毒奶粉事件受害者等，有其哀恸的声音，而我们选择作同路人，走进现场，认罪，与哀哭的人一起哀哭。教会促进复和，就是鼓励每位普通人，安全地分享真实的故事，什至哀歌；而教会的角色，就是提供与保障受害者发言与哀恸的空间，让这些无言者能释怀地倾诉，并非要求受害者只可宽恕仇敌、不可追讨公义。
个人与群体
今年六四前后，前学运领袖之一柴玲发表了宽恕当年镇压者的言论，引发公众不少的讨论。柴玲女士的幼稚，正如「回家」聚集的代表人物一样，混淆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极大差异。蒋介石当年「以德报怨」宽恕日本，同样也是不明白「政治宽恕」（political forgiveness） 与个人宽恕有所不同。
就笔者有限的圣经知识，整本圣经鲜有提及此类「代表式复和论」。保罗于罗马书只说明了只有基督，作为新人类的代表，「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五19）保罗处理教会的纷争，无论是哥林多或腓立比，也没有于书信内吩咐他们不同派系，各选代表，互相认罪，就能教会合一了。
圣经根本没有展示「回家」聚集的复和模式，柴玲只可作为个人受害者，她有自由宽恕任何一位加害者，但她不能代表所有受害者，或操控他人也要照样地作出宽恕。柴玲个人式饶恕并不等同关系的复和，两者仍有分别。饶恕可视为个人内在的转化，一位受害者，可以在冒犯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原谅他；但这种个人版本的复和论不能全面地应用于敌对关系的群体身上。柴玲宽恕了六四镇压者，并不表示「六四得以平反」或公义得着彰显。
许志超在其新着《相爱又相争：教会冲突的反思》这样说：「饶恕不等同于司法上的宽免或特赦。当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或其家属选择饶恕时，并不代表他能代表法官或社会，去减免犯罪者的刑期。他只是在面对加害者时，在情感、认知什至行为上有转变而已。换言之，你或已原谅某人，但同时会要求公义得到彰显。」
许志超指出 ：「虽然饶恕常会带来关系的复和，但饶恕不等于复和。在饶恕的过程中，受伤害者放弃怨怼和憎恨，不表示他愿意或预备与冒犯者和好。虽然饶恕有可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却不保证他们能回到先前那种和谐，什至是亲密互信的关系。双方如要修好复和，冒犯者必须意识到自己曾犯的错误，并迈出改过的一步。冒犯者若不知错、不改过，原来的关系便不能回复了。」许志超只讨论了个人与个人之间冲突的处理，若扩大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与不和，这便涉及政治和解、公正调查与司法判决等。
教会人士不能轻易地把「代表式复和论」等同为真理启示的复和模式，强加于外界团体，一律要认罪悔改，就能和好如初。倘若宽恕如同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 所誉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它必须合乎前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Dr. Donald W. Shriver《给予敌人的伦理：政治的宽恕》所倡导五项促进宽恕的美德：记念邪恶、道德判断、克制报复、同情仇敌及关系更新。
结论
华人教会经常混淆了私德与公义，什至把个人德行浪漫化与理想化，严重忽略了公共之义的持续行动。我们要回到本于真理的思考，不要自以为属灵，个人式宽恕能凌驾或毋须理会现实世界的公义判断。当华人教会一味讲求爱心与宽恕，缺少了公义的教导，自然塑造了一群自以为拥有私德就能拯救世界的基督徒：复和之路仍是漫长与艰深，需要我们付出代价，一小步地争取，并非于聚会中感动一下子就能兑现！
（此文刊登于《旷野》179期，2012年9月）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