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活躍於台港兩地來自加拿大的戴冕恩牧師（David Demian），與此相關的「回家」聚集，自二○一○年起，每年在香港舉行。首年，大概有五千位華人信徒參與四日的聚集，翌年有近萬名來自內地、台灣、香港、北美等地信徒參與。據報道，今年（二○一二年） 則有一萬四千名來自廿八個國家的牧者與信徒，於八月一至四日齊集於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主題為「神國降臨」。
筆者並不反對基督新教內所有不同傳統與形色的聚會，無論是追求靈恩或醫治，不同的取向在神學與實踐已有頗多討論，參與的照舊參與，不參與的繼續不參與。然而，筆者感到不安是若干貌似屬靈卻非聖經所言的「代表式復和論」正不知不覺地滲透整個華人教會。
代表式復和論的思考
戴冕恩牧師倡導的「代表式復和論」，在西方教會沒有市場，頭腦清醒的也懶得理睬；為何兩岸三地的華人信徒卻樂此不疲？這現象背後反映的是怎樣的心態，值得我們一起思考。本文嘗試就「回家」論述的「代表式復和論」，指出此種簡化思維只會使人自我陶醉，卻不會帶來真正復和的實效。
「主又叫台灣和香港的弟兄姊妹謙卑地迎向中國大陸的弟兄姊妹。香港和台灣的牧者們向國內的同工們跪下，並為過去的驕傲認罪。人們互相擁抱和認罪中結束。」這是有關「回家」聚集的相關報道。筆者曾指出港台之間頗為流行，特別來自靈恩群體，就是一種不分好歹、不講公義的「認罪悔改、接納和好」模式。這種模式只要在任何族群或事件中找到兩位所謂「代表人物」，於是受害者與加害者只要簡單化地與一律化地表達：「我有虧欠，你也有過失，彼此認罪，和好合一」，就能帶來復和關係的重大突破。「代表式復和論」認為任何受損關係之不能修補，只因受害者內心仍有怨恨，未能饒恕；受害者要先做第一步，就是主動寬恕加害者，就能化解冤仇，達成和好。
私德與公義
筆者最初接觸此套「代表式復和論」時，也深深感受這種代表式認罪的感人場面；然而經過理性思考後，發現這種模式有甚多的謬誤，其中明顯是踐踏了聖經的公義。「代表式復和論」忽略了神是公義審判者的重要教導。巴刻（James Packer） 說得好：「在聖經時代，審判官的首要任務是衡量面前案件的事實。他沒有陪審團，他有責任，而且只是他的責任，要查詢、盤問、偵察假話，拆穿托詞，找出事情的真相。聖經描寫到神審判的時候，就强調到他的無所不知和智慧，能鑒察人心，尋找事實。沒有東西能逃過他，我們或能騙人，却瞞不過神。他認識我們，以我們的本相審判我們。…… 神總是如此，神必知道！他的審判是根據真相──事實的真相，以及道德的真理。他審判人的隱秘事情，而不單看人公開的假面具。」（《認識神》，163頁）
「代表式復和論」的問題在於不曾正視權力結構的不對等，於是六四不能復和，罪責在於受害者驕傲，愛仇敵之心太淺薄，未能擁抱對方。當堂會發生了性侵犯事件，責任同樣在於受害者未能饒恕，不能釋放施暴者。這種受害者與加害者一律平等看待，卻不正視事件的真相，全面地以公義對待，不當地要求受害者作出較聖經為高的倫理要求。倘若復和的責任只單方面放在受害者身上，卻放過了加害者，不要求其面對本身的不義之罪，這並不是聖經教導的復和之路。人要與上主復和，不只在於受害者（神）主動饒恕我們這群加害者，更要加害者面對真理而知罪悔罪；倘若任何罪人不作任何回轉，也不會達成關係的復和。
正如在一場籃球賽中，上半場前一隊球隊以大比數勝出另一隊，原因在於裁判執法時對這隊球員犯規時不作任何判決。半場休息時，勝方教練與隊長真誠表示歉意，並向公眾作出道歉；然而球隊卻沒有主動要求更換裁判，或處理結構的不公允。任何時候，兩隊不能回到公平競賽，連番道歉不能促進真正的復和。華人教會若繼續玩弄「代表式復和論」，只是「口水秀」，卻不能成就大眾百姓也有所謂「公道自在人心」的方向。
「沒有回憶，就沒有復和。要有和平的未來，就必須認真面對過去的傷痛，並回應寬恕的呼籲。」（《復和萬有》，183頁） 二○○四年筆者出席「洛桑世界福音論壇」，其中一組匯報時，就是十二位組員在台上彼此洗腳的震撼場面。後來，此組出版了匯報〈復和作為神的使命〉，成為洛桑的重要文獻之一，倡導教會不要紙上談兵，乃以具體行動尋求復和。
華人教會不能選擇沉默的中立，我們要讓「天安門母親」、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毒奶粉事件受害者等，有其哀慟的聲音，而我們選擇作同路人，走進現場，認罪，與哀哭的人一起哀哭。教會促進復和，就是鼓勵每位普通人，安全地分享真實的故事，甚至哀歌；而教會的角色，就是提供與保障受害者發言與哀慟的空間，讓這些無言者能釋懷地傾訴，並非要求受害者只可寬恕仇敵、不可追討公義。
個人與群體
今年六四前後，前學運領袖之一柴玲發表了寬恕當年鎮壓者的言論，引發公眾不少的討論。柴玲女士的幼稚，正如「回家」聚集的代表人物一樣，混淆了個人與群體之間的極大差異。蔣介石當年「以德報怨」寬恕日本，同樣也是不明白「政治寬恕」（political forgiveness） 與個人寬恕有所不同。
就筆者有限的聖經知識，整本聖經鮮有提及此類「代表式復和論」。保羅於羅馬書只說明了只有基督，作為新人類的代表，「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五19）保羅處理教會的紛爭，無論是哥林多或腓立比，也沒有於書信內吩咐他們不同派系，各選代表，互相認罪，就能教會合一了。
聖經根本沒有展示「回家」聚集的復和模式，柴玲只可作為個人受害者，她有自由寬恕任何一位加害者，但她不能代表所有受害者，或操控他人也要照樣地作出寬恕。柴玲個人式饒恕並不等同關係的復和，兩者仍有分別。饒恕可視為個人內在的轉化，一位受害者，可以在冒犯者不知道的情況下原諒他；但這種個人版本的復和論不能全面地應用於敵對關係的群體身上。柴玲寬恕了六四鎮壓者，並不表示「六四得以平反」或公義得著彰顯。
許志超在其新著《相愛又相爭：教會衝突的反思》這樣說：「饒恕不等同於司法上的寬免或特赦。當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或其家屬選擇饒恕時，並不代表他能代表法官或社會，去減免犯罪者的刑期。他只是在面對加害者時，在情感、認知甚至行為上有轉變而已。換言之，你或已原諒某人，但同時會要求公義得到彰顯。」
許志超指出 ：「雖然饒恕常會帶來關係的復和，但饒恕不等於復和。在饒恕的過程中，受傷害者放棄怨懟和憎恨，不表示他願意或預備與冒犯者和好。雖然饒恕有可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卻不保證他們能回到先前那種和諧，甚至是親密互信的關係。雙方如要修好復和，冒犯者必須意識到自己曾犯的錯誤，並邁出改過的一步。冒犯者若不知錯、不改過，原來的關係便不能回復了。」許志超只討論了個人與個人之間衝突的處理，若擴大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衝突與不和，這便涉及政治和解、公正調查與司法判決等。
教會人士不能輕易地把「代表式復和論」等同為真理啟示的復和模式，強加於外界團體，一律要認罪悔改，就能和好如初。倘若寬恕如同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所譽帶來真正的社會變革，它必須合乎前紐約協和神學院院長Dr. Donald W. Shriver《給予敵人的倫理：政治的寬恕》所倡導五項促進寬恕的美德：記念邪惡、道德判斷、克制報復、同情仇敵及關係更新。
結論
華人教會經常混淆了私德與公義，甚至把個人德行浪漫化與理想化，嚴重忽略了公共之義的持續行動。我們要回到本於真理的思考，不要自以為屬靈，個人式寬恕能凌駕或毋須理會現實世界的公義判斷。當華人教會一味講求愛心與寬恕，缺少了公義的教導，自然塑造了一群自以為擁有私德就能拯救世界的基督徒：復和之路仍是漫長與艱深，需要我們付出代價，一小步地爭取，並非於聚會中感動一下子就能兌現！
（此文刊登於《曠野》179期，2012年9月）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