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国民教育争议炽热，虽然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多个教会组织已清楚表达反国教的立场，仍然有教会认为国民教育可以与基督教理念结合，进行相关的宗教、道德及公民教育。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亦因此事引起关注。笔者十多年前为区会之差遣宣教师，后来虽然没有在堂会任职，仍视中华基督教会为最重要的神学资源，关心区会的理念与实践。本周日为区会的教育主日，中华基督教会的成立，正正与国家现代化过程紧扣，恰好为「教会办学」提供历史案例，推进相关的思考。
反国教运动的核心，是人民不接受政治介入教育
七十年代初，殖民政府曾为了避免左右两派介入教育，各自向青年人进行政治洗脑工程，于是刻意将办学权交托教会。这是因为人民普遍接学校应该政治中立，亦信任教会在政治上的中立性。
香港的教育条例亦加入不能进行「偏颇」的政治教育的条款。例如84（1）条（m），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订立规例，就下列事项订定条文──「对在学校传布或表达显然有偏颇的政治性质的资料或言论的管制」。又例如 《教育规例》第98（2）条，常任秘书长可就任何学校传播政治性资料或表达政治性意见方面，向该校的管理当局给予书面指示或其他指引，以确保该等资料或意见并无偏颇。
教育局假如发现学校处理在校内举行的政治活动时有偏离此规例的精神，会劝导有关学校，如有需要也会发出适当的书面指示。这些条文在回归前已有，而且在近年有些微更订。总的来说，就是法例要求政府及学校在政治上中立，避免直接的政治灌输介入教育。
再看国民教育争议，学民思潮年多以来，多番要求政府撤回此科，其理据并非参考任何政治立场，而是与教育相关法例的立场一致，就是要求教育当局及学校政治中立。且以学民思潮二○一二年五月十五日对教育局五一三游行声明的回应的声明〈课程本质不变 只属糖衣毒药 仍禁维权议题〉为例，学民提出的观点包括：（一）「国民意识」党国不分，普世价值将被扼杀；（二）多元思考实以祖国自豪情感作评核；并以中央政府为基础分析；（三）媒体不可取代正规教育；教师教学自主实遭政府控制；（四）敏感议题难供老师教授；教联会公开要求迴避人权议题。以上四点中的关键词有「普世价值」、「多元思考」、「教学自主」、「人权议题」，综合起来，就是以普世价值为前题，抵抗政治灌输。
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方面，他们的要求比较简洁。七月廿九日正式介入反国教运动时，他们的新闻稿列出要求：（一）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二）反对任何洗脑形式的国民教育活动；（三）检讨现有公民教育政策及课程，在加强人权教育部分及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建立一套非政治灌输、鼓励学生培养批判思考及关心社会的公民教育课程。此三点的精神跟学民一样，关注学校在政治灌输（洗脑）问题。
非基运动：反帝、政教分离、收回办学权
众办学团体当中，基督宗教在今次风潮反应突出，市民普遍欣赏，当然要归功于天主教早在校本条例争议时，已意识到中共国民教育的威胁。有趣的是，百年之前，中国对基督教办学，采取的是非常敌意的态度。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单针对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在北京开会，也是一连串针对当时与帝国主义过从什密的「洋教」。「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是当时流行在民国知识份子及学生的一句话。为何百年之后人民对基督教办学，有完全相反的感受？
「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亦是中华基督教会之所以成立的关键。基督教本就是跟随战船钢炮打开中国之门，而且传教事业宗派林立，割地为王。在非基运动的冲击下，中国的基督教加速了「本色化」，包括「三自」：华人自治──不受洋人控制、华人自养──不受洋人资助、华人自传──不需要洋人传教士。
中国的基督教亦因为回应非基运动而推进「合一」，虽然更早的合一是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五年在宗教上的合一，那时基督教与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一起，反对袁世凯企图设孔教为国教，于是开启了宪法上的宗教自由以及政教分离原则，以及确立政府在宗教上中立的角色。宗派上的合一使当时一些长老会、公理宗、浸信会、伦敦传道会等等放下宗派包袱，一改「招牌」成为「中华基督教某某会」，并且联结成为四级议会。
教会同时也有在办学方面进行「三自」与「合一」，试图将学校与传教色彩减退，例如以华人管理学校，事实上今天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仍然视教育为服务，而不是福音禾场。可惜当时这种处理得不到社会人士特别是知识份子支持，一九二七年，大部份基督教大学最终都向政府立案。
中华的基督教会办学有何理据？
时移世易，部份是当年的中华基督教运动成功了，部份是七十年代的左右政治对立的因素，今天香港的基督教会不再被认为「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什至被委以办学权。教会接办管理学校，其合法性为何？
非基运动对办学权的争议，可以归结为以知识份子带动的人民对学术自主及普世价值的坚持，反抗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殖民，这同样是今天的国民教育争议的核心。而人民批判当时的教会办学，亦竟然同样以普世价值为前题，抵抗政治灌输。他们的理据可以参考一份一九二二年四月廿二日圣三一学生向全国发出的声明有三主张：（一）在校内争取结社自由；（二）反对「奴化」教育，争回教育权；（三）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此三点要求中，我们机乎看到学民思潮「回到未来」。
于是「中华的」基督教办学，除了得到法律授权、政府公帑、办学行政能力合格之外，「中华的」主体──人民的授权更是要紧。由于香港一向行政主导，教会长期与当权者交往，办学概念上以为只需要从自己的理念出发，取得教会内及政府的认同，往往遗忘了知识份子为主的人民授权。而今次反国教运动，正正突出人民授权的重要性，港府推行国民教育的要害，就是国家内并没有人民的位置。从古到今的「中国学潮」提出的，就是人民自主，不是国家，更不是办学团体！政府或办学团体要介入教育，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
魔鬼在细节──梁振英政府对国民教育的不撤之撤
今天，谈「中华的」基督教办学，别具意义。也许今天社会的情绪可以改写为「多一间洗脑学校，少一群正义公民」。当政府已经不再政治中立，试图介入学校，而人民向政府提出「守护孩子」，而基督教会答应成为守护者，教会便由人民的敌人，变为人民的好朋友。
当然作为办学团体的基督教会，亦应该反省是否有宗教上的「洗脑」，干扰学生自主，又或是违反普世价值。这个问题必须另文再议。
这里顺便回应梁振英先生对国民教育政策的转变。在九月八日下午六时十五分的记者会，梁振英先生正式提出不再存在三年的开办期，要独立成科或其他形式什至不办国民教育，由学校或办学团体决定。
然而反对者并不愿意接受，声言「魔鬼在细节」。九月十日教育局再提出抽起课程文件中争议部份。九月十一日八千大专生在中文大学罢课。梁振英先生指「不明白撤回的意思」及「不能阻止学校自行开办，因为有违学校自主及教育多元」。
梁振英先生提出的「自主」、「多元」似乎同样是反国教的核心价值，人民应该接受。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教育局没有终止向开办国民教育的学校发放每年五十三万元的巨额拨款，这是最为关键的魔鬼细节，因为政府不应以公帑补贴开办有问题课程的学校。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政府对教育提出拨款，要坚守政治中立，合乎现有的教育法例。既然梁先生关心自主与多元，应该将五十三万元资助联合国十年前已有完善大纲及大量教材的人权教育！对于国民教育的内容，政府更应该尊重学术自由、办学团体的理念，以及最重要的是聆听人民的声音。
可幸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在新政策出台之后，已立时作出适切的回应，既要求撤回课程，更冻结已收到的拨款，承诺不会开办官方的国民教育课程。正体现先贤创会的心志，守护普世价值，守护孩子免受奴化教育洗脑。但愿香港的教会，都是「中华的」基督教会。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