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主张以罢课反对国民教育，是因为罢课最能激起香港人的自主能力。事实上，根据林霭云的报道，反国民教育大联盟在九月七日深夜至八日凌晨已开会积极讨论罢课的形式与解决技术问题；惟梁振英于九月八日宣布的「新政策」委实难以招架——从策略上言，无论是否接纳政府的「让步」，占领行动如能坚持至立法会选举日后，什或大专罢课誓师行动后，都更为完满，也为日后再提出「罢课」的可能留有后路；然而，大联盟义工已在政总支撑了十多天，体力精力均透支；更有人已绝食百多小时，我们又是否能轻言他们的决定不够完美呢？
这次以生命作武器的公民运动以阶段性惨胜暂时告终，也许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正如蔡芷筠在〈抗争除了霸气，还要什么？〉一文中新界东北运动的例子所指出：抗争不是单靠一时三刻的霸气「凶」倒对手，抗争更依靠的是居民组织与容纳不同人参与的胸襟（这是我对〈抗〉一文的诠释，非蔡芷筠用语）。可以想像，如果大联盟坚持不收货不撤退，一、两个月后就是「占领中环」的翻版，届时岂非更为难堪？
假如新界东北运动需要「居民组织」，那么反国民教育运动需要便是「学校组织」、「社区组织」。其实，香港教育的畸形处，又岂止国民教育科？且莫说那些「北上交流团」早已遍布十九区；退一步看，一直以来，学校为争生源各出奇谋，小孩子为入名校惨被催谷，何尝不是家长师生要反省的？「唔好搞我啲仔女」这个逻辑，既可以是反国民教育的强大力量，但也可能是歧视新移民的理由。近日大家都爱把「广场就在我们身边」挂在嘴边；有组织有实效的监察固然重要，然而监察的前提也许是「广场就在我们心中」，监察对方的同时反求诸己。说到底，反国民教育运动之所以动员了这么多市民，是因为这场运动撩动了香港对近年「中港融合」（直接点说就是「赤化」）的忧虑；而以香港的情势来说，「抗共」的最坚固堡垒，就是公民意识与开明文化。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