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主張以罷課反對國民教育，是因為罷課最能激起香港人的自主能力。事實上，根據林靄雲的報道，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在九月七日深夜至八日凌晨已開會積極討論罷課的形式與解決技術問題；惟梁振英於九月八日宣佈的「新政策」委實難以招架——從策略上言，無論是否接納政府的「讓步」，佔領行動如能堅持至立法會選舉日後，甚或大專罷課誓師行動後，都更為完滿，也為日後再提出「罷課」的可能留有後路；然而，大聯盟義工已在政總支撐了十多天，體力精力均透支；更有人已絕食百多小時，我們又是否能輕言他們的決定不夠完美呢？
這次以生命作武器的公民運動以階段性慘勝暫時告終，也許才是真正挑戰的開始。正如蔡芷筠在〈抗爭除了霸氣，還要甚麼？〉一文中新界東北運動的例子所指出：抗爭不是單靠一時三刻的霸氣「兇」倒對手，抗爭更依靠的是居民組織與容納不同人參與的胸襟（這是我對〈抗〉一文的詮釋，非蔡芷筠用語）。可以想像，如果大聯盟堅持不收貨不撤退，一、兩個月後就是「佔領中環」的翻版，屆時豈非更為難堪？
假如新界東北運動需要「居民組織」，那麼反國民教育運動需要便是「學校組織」、「社區組織」。其實，香港教育的畸形處，又豈止國民教育科？且莫說那些「北上交流團」早已遍佈十九區；退一步看，一直以來，學校為爭生源各出奇謀，小孩子為入名校慘被催谷，何嘗不是家長師生要反省的？「唔好搞我啲仔女」這個邏輯，既可以是反國民教育的強大力量，但也可能是歧視新移民的理由。近日大家都愛把「廣場就在我們身邊」掛在嘴邊；有組織有實效的監察固然重要，然而監察的前提也許是「廣場就在我們心中」，監察對方的同時反求諸己。說到底，反國民教育運動之所以動員了這麼多市民，是因為這場運動撩動了香港對近年「中港融合」（直接點說就是「赤化」）的憂慮；而以香港的情勢來說，「抗共」的最堅固堡壘，就是公民意識與開明文化。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