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四五期《时代论坛》刊登了姚锦燊先生的〈邪教问题：另一角度看自由〉（下称姚文），全文对「宗教自由」概念的陈述，牵强谬误之处甚多。其主张政府有权「介入」或「插手」宗教事务之议，势将动摇自由开放社会的根本基础，特撰文回应。
查姚文所针对者，乃陈慎庆博士去年十一月在《信报》发表的两篇文章（下称陈文）。陈文就全国五届人大在十月底通过的〈关於取谛邪教组织、防範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一事，呼吁应以宗教性原则来判断法轮功是否邪教，否则便有干预宗教自由之嫌。
而综观姚文，主要立论如下：
一、「宗教自由」是有局限的，并非任何宗教可以自由放任发展；
二、不能单从宗教经验来判断正邪，任何宗教（包括正常的宗教），只要走向自我封闭，便会进入「邪途」；
三、政府介入插手宗教事务属正常举动，否则便会出现「宗教泛滥」，对社会将构成祸害。
笔者基本上同意陈文的观点，本文之缘起，不是为慎庆兄答辩，纯粹出於不能苟同姚文而发，欲与姚氏商榷。
「绝对宗教自由论」的谬误
第一、笔者承认宗教自由是有局限性的，但不同意姚文所指，「绝对宗教自由论」背後的假设是「『任何』称为『宗教』的东西在『任何』社会都拥有『无限』发展的『绝对』权利」（只要不犯法律），国家和社会有责任视『保障』任何形式宗教的传播为『天职』！」
上引姚氏对所谓「绝对宗教自由论」的定义，其实是对宗教自由（甚至是「自由」本身）的概念作出无限上纲式的推论，错谬百出。笔者同意，宗教自由（Religious
Liberty）这概念是近代的产物。但所有倡议宗教自由者，均没有将之予以「绝对式」的诠释，「当作一个超然、独立而绝对的概念去看，将任何『宗教』事物视为『政府』禁地」。宗教自由的概念，主要针对两方面：
一、就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关系作一界线，避免重复中世纪皇权与教权间纠缠不清而衍生的问题。一方面，国家不可以涉入宗教，不论是对特定宗教予以特权或优待，还是干预宗教内部的事务；另方面，宗教组织亦不能拥有国家的权力，或利用国家机关压迫其他宗教或民众之信仰。这种防止教权（Church Power）与国权（State Power）结合的规範，恰好是「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要旨与精神。
二、作为基本人权的体现，特别是主张良心（Conscience）之自由为人之基本权利。换言之，信仰自由意味者人有信仰不同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之自由。任何宗教组织不得自居「正统」，对所谓「邪教」、「异端」进行「宗教迫害」。可见，宗教自由概念之出现，业已承认了社会多元的复杂性，并就此予以明确的保障。
那麽，宗教自由是否像姚文那言，可以不受限制呢？绝不。一方面，许多宪法学者均同意，行为（包括宗教行为在内）是外显的，会和他人及社会发生关系，但另方面，他们亦不同意因此便对所有（宗教）行为予以限制，因为这样便是扭曲了自由的精神。一般而言，只有当宗教行为触犯了各项法律，方可以相关的法律条文提出起诉和检控。就如自由主义大师柏林（I. Berlin）提倡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般，意指人有不受强制（Coercion）之自由。宗教自由，一方面使宗教组织及信仰不受外在势力（如国家）的强制，另方面亦使国家及不同宗教信仰者，免於受到某些号称正统的宗教所强制。总之，一切行为，均以法律赋予的自由为底线。宗教组织（与其他民间组织）、宗教信徒（与所有社会公民），可以行使法律所赋予的一切权利与自由。
那麽，在何种情况下，政府可以插手宗教事务？若按着上文的立论，唯一的情况，就是有宗教组织触犯法律，政府方可予以起诉，并由司法机关作出裁决。但这种情况，其实也不能理解作「插手」「介入」，而只是依法办事。若如姚文所言，则政府绝对可以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前提下，随时插手介入宗教事务。打一比方说：某人犯了杀人罪，警方予以落案起诉，我们不会说警方介入插手。同理，警方不能在某人未触犯具体罪行前，便因着怀疑他会触犯刑事罪行，而在事前介入插手。
替政府找插手宗教的理据
第二、所谓「邪教」的定义，笔者同意根本很难界定，因为触犯法律本身很难构成其「邪」的成分，就如有医生或教师利用其工作杀人或骗财骗色，我们不会说他是「邪医生」、「邪教师」，即使有青少人因崇拜青年偶像而自杀，我们也不会说有「邪偶像」。然而，姚文认为难以界定「邪教」的原因，是因为所有「宗教」（「正教」）也有向「邪」的可能（所有人都有「杀人」的「可能」！！）。其实，姚文如此立论，主要仍是要为政府介入插手宗教寻找理据。正如他说：「宗教团体如果不接受教外（社会或政府）的抗衡力量以优化自己，便很容易腐化（信众赋予教会的绝对权力能使教会的灵性腐化）。教会要能健康地发展，便需要不断汲取教外的互动抗衡力量去纠正自己、优化自己」。
那麽，宗教组织的发展会否出现「走火入魔」的倾向？这又端在於我们如何理解「走火入魔」了。要是某些教派朝着反社会的极端发展，其主张甚至是违反了道德伦理规範，以至触犯法律，则所谓「走火入魔」其实就是「犯法」的同义词。如此，相关政府单位即可依法起诉。然而，要是某些教派并没有明显逾越上述道德及法律的底线，而仅出现「别异」言行，如对教主有「偶像化」的崇拜、排他倾向、或对社会现实流露出消极的心态，只专注於教派活动等等，则政府以「优化」其宗教为名，要「预先」进行干预，或是插手介入，便显然是有违宗教自由的原则了。
若姚文的立论成立，则政府便不仅要「介入」宗教组织，避免其腐化，更可以同样的理由，介入所有的社会组织，使之「优化」。这种考量，无疑反映出姚氏背後的「家长式」或威权心态，企图将社会一切组织（特别是涉及思想、意识形态者），均纳入政府的引导、管理、控制範围之内。相信就是基於这种心态，姚文说：「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对宗教事务密切关注，甚至『插手』，这事完全可以理解。……在一片十三亿人口刚开放的土壤上，如果让任何『宗教』自由放任地发展，这种浪漫主义似乎是对中华民族完全不负责任」。
「行政管理」与「宗教狂热」
姚氏对「宗教事务」的理解，基本上与现时国内党国官方的立场一致。例如现任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便这样界定宗教事务：「宗教作为社会实体而产生的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关系、行为或活动」。叶氏曾就宗教信仰与行政管理的关系，作出三个层次的区分：
一、涉及人们头脑中的宗教信仰问题，这是不能用任何「行政管理」的方法来理；
二、涉及假借宗教名义触犯法律的犯罪问题，应由司法部门依法惩处，不在行政管理之列；
三、属於上述所谓的「宗教事务」，可由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判定宗教事务的关键在於考察其是否具有社会公共性质，尺度在於衡量其涉及公众利益的程度」。
叶氏特别强调，「宗教狂热」的问题，一方面超出了「人们头脑中的宗教信仰的问题」的层次，另方面又不属於或不完全属於犯罪问题的层次。这样，便需要政府建立行政法规进行必要的行政管理。（叶小文：〈宗教与普法〉，《宗教与普法读本》，北京，一九九七）对叶氏来说，要是某些宗教出现了「宗教狂热」的倾向，危及社会公众利益，即或没有触犯刑法，政府亦有必要进行行政管理。这里的行政管理，就是姚文理直气壮地强调的「插手」、「纠正」、「介入」了。而全国人大通过关於取缔邪法的决定，其中对邪教的定义，其模糊含混之处，又恰好为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宗教的「行政管理」，予以法理基础。
甚麽是「宗教狂热」呢？就国内的处境而言，大抵是指信徒过分渲染世界末日的来临，如对「主再来」的热切盼望，或盲目相信神迹奇事，因此而拒绝延医等。打一比方，假如有基督徒在传福音时，过分突显信与不信的分野：即信者可得永生，不信者下地狱，那麽政府因着这种强调信与不信的矛盾关系的教义，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为共产党员及所有非基督徒都要下地狱），便作出「行政管理」。为了「优化」、「纠正」宗教，基督教便要在教义上淡化信与不信的矛盾。尽管没有触犯法律，但政府可以介入宗教内部的事务，要求宗教界进行改革。这种「介入」是否合理呢？
极端教派：主流社会未付的账单
当然，笔者亦承认在「宗教自由」的保障下，确会出现一些极端封闭的教派，「可能」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但在他们没有具体触犯法律，甚至违反社会道德伦理「之前」（注意，我们不能假设这一定会发生），正确因应之道，就是透过民间社会的理性讨论、对话，以至教育民众的方法，作出疏导，切忌动辄以政治手段来处理非政治事件。
其实，新兴教派的兴起（姚文指的「创教」现象），大多反映出社会存在着不协调之处，人心对现状不满，因而藉宗教寻求出路。不少宗教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指出，某些极端的教派所以崛兴，大多由於他们所标榜能匡正社会末流的主张，能够吸引信众。换言之，「创教」现象恰好说明社会存在着宗教创生的土壤。
笔者十分同意杨牧谷博士多年前的说法，「异端」或「极端」教派的出现，是主流教会未缴付的帐单（Unpaid Bill）。只要教会能满足信徒的宗教需要，极端或异端可以发挥或生存的空间，便相应减少。同理，面对宗教热潮，政府的理性反应，应是反省自身施政，如何针对民众的需要，疏解其不满，而非出於恐惧或自保心态，千方百计地要「介入」、「插手」宗教事务。如此，不独宗教自由的原则受损，连基本人权与自由也一并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在开放自由的社会里，我们确实面对着保障自由与滥用自由的张力，近期社会就传媒操守问题的热烈讨论，便充分反映出我们的处境。我们要提防（宗教）自由不被滥用，但却不能因此而抛弃（宗教）自由的理念，或将（宗教）自由作绝对化的扭曲。
（分题为编者所加）
(第六五Ｏ期，二ＯＯＯ年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