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四五期《時代論壇》刊登了姚錦燊先生的〈邪教問題：另一角度看自由〉（下稱姚文），全文對「宗教自由」概念的陳述，牽強謬誤之處甚多。其主張政府有權「介入」或「插手」宗教事務之議，勢將動搖自由開放社會的根本基礎，特撰文回應。
查姚文所針對者，乃陳慎慶博士去年十一月在《信報》發表的兩篇文章（下稱陳文）。陳文就全國五屆人大在十月底通過的〈關於取諦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一事，呼籲應以宗教性原則來判斷法輪功是否邪教，否則便有干預宗教自由之嫌。
而綜觀姚文，主要立論如下：
一、「宗教自由」是有局限的，並非任何宗教可以自由放任發展；
二、不能單從宗教經驗來判斷正邪，任何宗教（包括正常的宗教），只要走向自我封閉，便會進入「邪途」；
三、政府介入插手宗教事務屬正常舉動，否則便會出現「宗教泛濫」，對社會將構成禍害。
筆者基本上同意陳文的觀點，本文之緣起，不是為慎慶兄答辯，純粹出於不能苟同姚文而發，欲與姚氏商榷。
「絕對宗教自由論」的謬誤
第一、筆者承認宗教自由是有局限性的，但不同意姚文所指，「絕對宗教自由論」背後的假設是「『任何』稱為『宗教』的東西在『任何』社會都擁有『無限』發展的『絕對』權利」（只要不犯法律），國家和社會有責任視『保障』任何形式宗教的傳播為『天職』！」
上引姚氏對所謂「絕對宗教自由論」的定義，其實是對宗教自由（甚至是「自由」本身）的概念作出無限上綱式的推論，錯謬百出。筆者同意，宗教自由（Religious
Liberty）這概念是近代的產物。但所有倡議宗教自由者，均沒有將之予以「絕對式」的詮釋，「當作一個超然、獨立而絕對的概念去看，將任何『宗教』事物視為『政府』禁地」。宗教自由的概念，主要針對兩方面：
一、就政府與宗教組織的關係作一界線，避免重複中世紀皇權與教權間糾纏不清而衍生的問題。一方面，國家不可以涉入宗教，不論是對特定宗教予以特權或優待，還是干預宗教內部的事務；另方面，宗教組織亦不能擁有國家的權力，或利用國家機關壓迫其他宗教或民眾之信仰。這種防止教權（Church Power）與國權（State Power）結合的規範，恰好是「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要旨與精神。
二、作為基本人權的體現，特別是主張良心（Conscience）之自由為人之基本權利。換言之，信仰自由意味者人有信仰不同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之自由。任何宗教組織不得自居「正統」，對所謂「邪教」、「異端」進行「宗教迫害」。可見，宗教自由概念之出現，業已承認了社會多元的複雜性，並就此予以明確的保障。
那麼，宗教自由是否像姚文那言，可以不受限制呢？絕不。一方面，許多憲法學者均同意，行為（包括宗教行為在內）是外顯的，會和他人及社會發生關係，但另方面，他們亦不同意因此便對所有（宗教）行為予以限制，因為這樣便是扭曲了自由的精神。一般而言，只有當宗教行為觸犯了各項法律，方可以相關的法律條文提出起訴和檢控。就如自由主義大師柏林（I. Berlin）提倡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般，意指人有不受強制（Coercion）之自由。宗教自由，一方面使宗教組織及信仰不受外在勢力（如國家）的強制，另方面亦使國家及不同宗教信仰者，免於受到某些號稱正統的宗教所強制。總之，一切行為，均以法律賦予的自由為底線。宗教組織（與其他民間組織）、宗教信徒（與所有社會公民），可以行使法律所賦予的一切權利與自由。
那麼，在何種情況下，政府可以插手宗教事務？若按著上文的立論，唯一的情況，就是有宗教組織觸犯法律，政府方可予以起訴，並由司法機關作出裁決。但這種情況，其實也不能理解作「插手」「介入」，而只是依法辦事。若如姚文所言，則政府絕對可以在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的前提下，隨時插手介入宗教事務。打一比方說：某人犯了殺人罪，警方予以落案起訴，我們不會說警方介入插手。同理，警方不能在某人未觸犯具體罪行前，便因著懷疑他會觸犯刑事罪行，而在事前介入插手。
替政府找插手宗教的理據
第二、所謂「邪教」的定義，筆者同意根本很難界定，因為觸犯法律本身很難構成其「邪」的成分，就如有醫生或教師利用其工作殺人或騙財騙色，我們不會說他是「邪醫生」、「邪教師」，即使有青少人因崇拜青年偶像而自殺，我們也不會說有「邪偶像」。然而，姚文認為難以界定「邪教」的原因，是因為所有「宗教」（「正教」）也有向「邪」的可能（所有人都有「殺人」的「可能」！！）。其實，姚文如此立論，主要仍是要為政府介入插手宗教尋找理據。正如他說：「宗教團體如果不接受教外（社會或政府）的抗衡力量以優化自己，便很容易腐化（信眾賦予教會的絕對權力能使教會的靈性腐化）。教會要能健康地發展，便需要不斷汲取教外的互動抗衡力量去糾正自己、優化自己」。
那麼，宗教組織的發展會否出現「走火入魔」的傾向？這又端在於我們如何理解「走火入魔」了。要是某些教派朝著反社會的極端發展，其主張甚至是違反了道德倫理規範，以至觸犯法律，則所謂「走火入魔」其實就是「犯法」的同義詞。如此，相關政府單位即可依法起訴。然而，要是某些教派並沒有明顯逾越上述道德及法律的底線，而僅出現「別異」言行，如對教主有「偶像化」的崇拜、排他傾向、或對社會現實流露出消極的心態，只專注於教派活動等等，則政府以「優化」其宗教為名，要「預先」進行干預，或是插手介入，便顯然是有違宗教自由的原則了。
若姚文的立論成立，則政府便不僅要「介入」宗教組織，避免其腐化，更可以同樣的理由，介入所有的社會組織，使之「優化」。這種考量，無疑反映出姚氏背後的「家長式」或威權心態，企圖將社會一切組織（特別是涉及思想、意識形態者），均納入政府的引導、管理、控制範圍之內。相信就是基於這種心態，姚文說：「改革開放中的社會主義中國對宗教事務密切關注，甚至『插手』，這事完全可以理解。……在一片十三億人口剛開放的土壤上，如果讓任何『宗教』自由放任地發展，這種浪漫主義似乎是對中華民族完全不負責任」。
「行政管理」與「宗教狂熱」
姚氏對「宗教事務」的理解，基本上與現時國內黨國官方的立場一致。例如現任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便這樣界定宗教事務：「宗教作為社會實體而產生的涉及公眾利益的各種關係、行為或活動」。葉氏曾就宗教信仰與行政管理的關係，作出三個層次的區分：
一、涉及人們頭腦中的宗教信仰問題，這是不能用任何「行政管理」的方法來理；
二、涉及假借宗教名義觸犯法律的犯罪問題，應由司法部門依法懲處，不在行政管理之列；
三、屬於上述所謂的「宗教事務」，可由政府進行行政管理。「判定宗教事務的關鍵在於考察其是否具有社會公共性質，尺度在於衡量其涉及公眾利益的程度」。
葉氏特別強調，「宗教狂熱」的問題，一方面超出了「人們頭腦中的宗教信仰的問題」的層次，另方面又不屬於或不完全屬於犯罪問題的層次。這樣，便需要政府建立行政法規進行必要的行政管理。（葉小文：〈宗教與普法〉，《宗教與普法讀本》，北京，一九九七）對葉氏來說，要是某些宗教出現了「宗教狂熱」的傾向，危及社會公眾利益，即或沒有觸犯刑法，政府亦有必要進行行政管理。這裡的行政管理，就是姚文理直氣壯地強調的「插手」、「糾正」、「介入」了。而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取締邪法的決定，其中對邪教的定義，其模糊含混之處，又恰好為政府進一步加強對宗教的「行政管理」，予以法理基礎。
甚麼是「宗教狂熱」呢？就國內的處境而言，大抵是指信徒過分渲染世界末日的來臨，如對「主再來」的熱切盼望，或盲目相信神蹟奇事，因此而拒絕延醫等。打一比方，假如有基督徒在傳福音時，過分突顯信與不信的分野：即信者可得永生，不信者下地獄，那麼政府因著這種強調信與不信的矛盾關係的教義，可能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因為共產黨員及所有非基督徒都要下地獄），便作出「行政管理」。為了「優化」、「糾正」宗教，基督教便要在教義上淡化信與不信的矛盾。儘管沒有觸犯法律，但政府可以介入宗教內部的事務，要求宗教界進行改革。這種「介入」是否合理呢？
極端教派：主流社會未付的賬單
當然，筆者亦承認在「宗教自由」的保障下，確會出現一些極端封閉的教派，「可能」對社會的穩定構成威脅。但在他們沒有具體觸犯法律，甚至違反社會道德倫理「之前」（注意，我們不能假設這一定會發生），正確因應之道，就是透過民間社會的理性討論、對話，以至教育民眾的方法，作出疏導，切忌動輒以政治手段來處理非政治事件。
其實，新興教派的興起（姚文指的「創教」現象），大多反映出社會存在著不協調之處，人心對現狀不滿，因而藉宗教尋求出路。不少宗教社會學家及人類學家指出，某些極端的教派所以崛興，大多由於他們所標榜能匡正社會末流的主張，能夠吸引信眾。換言之，「創教」現象恰好說明社會存在著宗教創生的土壤。
筆者十分同意楊牧谷博士多年前的說法，「異端」或「極端」教派的出現，是主流教會未繳付的帳單（Unpaid Bill）。只要教會能滿足信徒的宗教需要，極端或異端可以發揮或生存的空間，便相應減少。同理，面對宗教熱潮，政府的理性反應，應是反省自身施政，如何針對民眾的需要，疏解其不滿，而非出於恐懼或自保心態，千方百計地要「介入」、「插手」宗教事務。如此，不獨宗教自由的原則受損，連基本人權與自由也一併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在開放自由的社會裡，我們確實面對著保障自由與濫用自由的張力，近期社會就傳媒操守問題的熱烈討論，便充分反映出我們的處境。我們要提防（宗教）自由不被濫用，但卻不能因此而拋棄（宗教）自由的理念，或將（宗教）自由作絕對化的扭曲。
（分題為編者所加）
(第六五Ｏ期，二ＯＯＯ年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