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乎国民教育的争议发展至今，由学生及家长团体先后粉墨登场，到七二九上街的以万计人数和中产参与，似乎一次又一次超出意料之外。令人遗憾的是游行后梁振英政府的回应并无丁点实质让步，一切仍按原定步伐推行。然而论到今次争议的意涵，却其实跟近年香港社会的演变一脉相承，标志着民间社会的进一步觉醒。
首先，整个国民教育的争议进程得以推展，到一地步引起大众响应，很大程度是出于民间自发。七二九游行前夕，发起团体公开要求政党切勿「插旗抽水」，民间和应者众，政党亦大多跟从，收起街站旗海。民间团体的呼吁与和应，既是出于珍惜运动的纯洁，更发出一个清晰信号，就是大众认同今次争议超越党派利益，事涉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与诚信，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正因如此，当获官方大力资助的教材指鹿为马，就足以令民间社会激烈反弹。这种民间社会的价值觉醒与守护，跟零三年七一大游行后，香港核心价值得以酝酿成形，什至成为政治论述的道德高地，几乎如出一辙。民间社会有捍卫核心价值的自觉，政府政党要有所回应，这是政治社会成熟的表现。
另外，观乎社会建制，由特区政府到议会再到老牌社运团体，在持续逾年的国民教育争议进程里，整体而言落后于形势，也一度脱离民心焦虑所在。某程度而言，这可说是早前特区政府就国民教育一直低调谘询的结果，但有份参与政策互动的政团，无论哪个派别，留意到兹事体大而大力发动关注的，又有几何？事件跟○五年清拆皇后码头事件，直到当年八十后保育份子揭竿起义，议会中人才如梦初醒，又实在何其相似。
要落差距离成为进步空间，重点是建立信任与沟通互动，对不同世代社运同路人的落差如是，对政党与选民间的落差如是；某程度而言，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落差何尝不如是？今次国民教育争议反映出，香港民间社会不信任党国不分的中共，更不信任现届特区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现有安排，重建互信，追回官民落差，是为首要。一些小修小补，例如梁振英建议将官方教材上网，现阶段对重建互信已全无帮助。政府认真具体回应，避免歪曲市民意思来让自己显得合理，方是建立互信之道。若如教育局局长吴克俭面对「大象出来了」仍然辩称市民并非反对国民教育，恐怕救火不成反拨火，群众要求有关问责官员下台，以至考虑以罢课罢教相迫，也就难以避免。
教育是一项长期规划的社会事业，难以想像可以脱离政府与公权而成事。必须指出，官民互动中无论考虑到什么抗争手段，均应以谈判桌为短期目标。与此同时，社会大众除了身体力行，发声表态，也应该进一步思考，作为一国两制下的特区，作为全球化下的国际都会，香港需要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公民培育，好作为日后新共识的长远基础。如此一来，就不致枉费这些年香港社会愈见明显的民间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