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乎國民教育的爭議發展至今，由學生及家長團體先後粉墨登場，到七二九上街的以萬計人數和中產參與，似乎一次又一次超出意料之外。令人遺憾的是遊行後梁振英政府的回應並無丁點實質讓步，一切仍按原定步伐推行。然而論到今次爭議的意涵，卻其實跟近年香港社會的演變一脈相承，標誌著民間社會的進一步覺醒。
首先，整個國民教育的爭議進程得以推展，到一地步引起大眾響應，很大程度是出於民間自發。七二九遊行前夕，發起團體公開要求政黨切勿「插旗抽水」，民間和應者眾，政黨亦大多跟從，收起街站旗海。民間團體的呼籲與和應，既是出於珍惜運動的純潔，更發出一個清晰信號，就是大眾認同今次爭議超越黨派利益，事涉整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與誠信，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正因如此，當獲官方大力資助的教材指鹿為馬，就足以令民間社會激烈反彈。這種民間社會的價值覺醒與守護，跟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香港核心價值得以醞釀成形，甚至成為政治論述的道德高地，幾乎如出一轍。民間社會有捍衛核心價值的自覺，政府政黨要有所回應，這是政治社會成熟的表現。
另外，觀乎社會建制，由特區政府到議會再到老牌社運團體，在持續逾年的國民教育爭議進程裡，整體而言落後於形勢，也一度脫離民心焦慮所在。某程度而言，這可說是早前特區政府就國民教育一直低調諮詢的結果，但有份參與政策互動的政團，無論哪個派別，留意到茲事體大而大力發動關注的，又有幾何？事件跟○五年清拆皇后碼頭事件，直到當年八十後保育份子揭竿起義，議會中人才如夢初醒，又實在何其相似。
要落差距離成為進步空間，重點是建立信任與溝通互動，對不同世代社運同路人的落差如是，對政黨與選民間的落差如是；某程度而言，對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的落差何嘗不如是？今次國民教育爭議反映出，香港民間社會不信任黨國不分的中共，更不信任現屆特區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現有安排，重建互信，追回官民落差，是為首要。一些小修小補，例如梁振英建議將官方教材上網，現階段對重建互信已全無幫助。政府認真具體回應，避免歪曲市民意思來讓自己顯得合理，方是建立互信之道。若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面對「大象出來了」仍然辯稱市民並非反對國民教育，恐怕救火不成反撥火，群眾要求有關問責官員下台，以至考慮以罷課罷教相迫，也就難以避免。
教育是一項長期規劃的社會事業，難以想像可以脫離政府與公權而成事。必須指出，官民互動中無論考慮到甚麼抗爭手段，均應以談判桌為短期目標。與此同時，社會大眾除了身體力行，發聲表態，也應該進一步思考，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區，作為全球化下的國際都會，香港需要的到底是怎麼樣的公民培育，好作為日後新共識的長遠基礎。如此一來，就不致枉費這些年香港社會愈見明顯的民間覺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