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国民教育的推行，带来强烈的反应；这是特区政府与教育局中人始料未及。港人对国家的理解，在价值观方面明显与中央与内地有所不同。
基本而言，新约圣经肯定「公民身份」（citizenship）多于「国民」（nationality）。「国民」一字于《和合本》出现了五次（路廿三2；弗二12；腓三20；启一6及五10）。路加叙述耶稣被群众控诉：「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路廿三2）英文译本如 NIV或ASV指向「国家」（nation），指向耶稣颠覆国家，用法是负面的。
保罗于腓立比书，则表达基督徒既是国家公民，又是天国子民的双重身份（腓三20）。《新译本》与《新汉语译本》则更为准确地译为「我们是天上的公民」，英文译本多以「公民」（citizenship）名词。同样，弗二12也可译为「公民」（NIV），而《新汉语译本》则用「与以色列国隔绝」。约翰于启示录指向耶稣「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启一6），《和合本修订本》与《新译本》译为「成为国度」（kingdom），而启五10的用法也是一样。
整体来说，新约圣经作者假定了信徒的「国民」或「公民」身份，笔者理解是后者多于前者；当然我们不能硬套现今「公民身分」于昔日罗马帝国霸权；新约圣经作者多以天国子民身份超越狭窄的民族或国家身份。
民族或国家在中国历史源流中有着多元的理解，再加上政权朝代的更替，何谓「国家」在不同时空交错中就产生相异与浮动的观点？正因为国家、政府与执政集团 （或政党）三者有重叠，亦有不同，因应不同场境而呈现不同向度的概念。
笔者未能接受「城邦」取代「国家」的论述，也不能接受政党等同国家的思想。基督徒肯定政权是上帝为了世界的共善而设立的制度（罗十三1-2），人民对国民身份认同是自然而然，不能强制。一九八四年本港教会领袖草拟的《信念书》明言：「身为中国人，我们与中国整体人民的历史命运忧戚相关。因此，我们不应单顾香港人的利益，也应在圣经原则下，关怀并参与中国的建设。我们期望中国广大人民能充份享受神所赋与的人权、自由，以致中国成为一个更秉行公义，人民生活丰裕的国家。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民认识创造主真神，并享受他所赐的救赎恩典。」
一般而言，基督徒的天国子民身份与国民身分两者不存在必然的矛盾；然而圣经作者肯定保罗的「维权」多于「维稳」。当保罗受到不合理的对待，他强调：「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和合本修订本》，徒廿一39） 当保罗被不合理鞭打，他质疑司法公义，提出抗辩：「一个罗马人，又未被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是合法的吗 ?」（徒廿二25），保罗维护他公民身份，抗拒粗暴「被处理」。千夫长要用了许多银子才得到「罗马公民的身份。」（徒廿二28）；然而保罗却重申其公民身分「我生来就是。」圣经说明基督徒大体顺从国家政策，然而当政权不容许基督徒享有宗教自由与基本人权，或规範教会作出某类型爱国方式或动作，基督徒的良心自然选择「听从上帝」（徒四19），而非「顺服掌权者」（罗十三1-7）。
爱国的标准或动作不应由执政集团定夺，公民有权以各样方式表达其爱国情怀。当执政集团只容许特定方式方为爱国，基督徒又不认同此等方式，自然产生矛盾与张力。教会坚拒任何势力暗示与指令我们如何进行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并非操控式「洗脑」，亦非盲目与一律化的行动，乃由公民自发与理性，容许多元的论述与立场。当「国民教育」成为我们下一代的「政治灌输」，难怪公民社会内出现极大的反弹，天主教会、圣公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中华基督教会与信义会等办学团体纷纷叫停国民教育于新学年的推行。
当国民可自由表达异见而毋惧政治迫害，可选举贤能作为人民的代表，可享有法治保障，什至可批评掌权者而不会「被失踪」或「被自杀」，这时推行国民教育一定没有拦阻；也许届时也没有需要港人重新学习爱国与身份分认同了！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