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國民教育的推行，帶來強烈的反應；這是特區政府與教育局中人始料未及。港人對國家的理解，在價值觀方面明顯與中央與內地有所不同。
基本而言，新約聖經肯定「公民身份」（citizenship）多於「國民」（nationality）。「國民」一字於《和合本》出現了五次（路廿三2；弗二12；腓三20；啟一6及五10）。路加敘述耶穌被群眾控訴：「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凱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路廿三2）英文譯本如 NIV或ASV指向「國家」（nation），指向耶穌顛覆國家，用法是負面的。
保羅於腓立比書，則表達基督徒既是國家公民，又是天國子民的雙重身份（腓三20）。《新譯本》與《新漢語譯本》則更為準確地譯為「我們是天上的公民」，英文譯本多以「公民」（citizenship）名詞。同樣，弗二12也可譯為「公民」（NIV），而《新漢語譯本》則用「與以色列國隔絕」。約翰於啟示錄指向耶穌「又使我們成為國民」（啟一6），《和合本修訂本》與《新譯本》譯為「成為國度」（kingdom），而啟五10的用法也是一樣。
整體來說，新約聖經作者假定了信徒的「國民」或「公民」身份，筆者理解是後者多於前者；當然我們不能硬套現今「公民身分」於昔日羅馬帝國霸權；新約聖經作者多以天國子民身份超越狹窄的民族或國家身份。
民族或國家在中國歷史源流中有著多元的理解，再加上政權朝代的更替，何謂「國家」在不同時空交錯中就產生相異與浮動的觀點？正因為國家、政府與執政集團 （或政黨）三者有重疊，亦有不同，因應不同場境而呈現不同向度的概念。
筆者未能接受「城邦」取代「國家」的論述，也不能接受政黨等同國家的思想。基督徒肯定政權是上帝為了世界的共善而設立的制度（羅十三1-2），人民對國民身份認同是自然而然，不能強制。一九八四年本港教會領袖草擬的《信念書》明言：「身為中國人，我們與中國整體人民的歷史命運憂戚相關。因此，我們不應單顧香港人的利益，也應在聖經原則下，關懷並參與中國的建設。我們期望中國廣大人民能充份享受神所賦與的人權、自由，以致中國成為一個更秉行公義，人民生活豐裕的國家。我們更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民認識創造主真神，並享受祂所賜的救贖恩典。」
一般而言，基督徒的天國子民身份與國民身分兩者不存在必然的矛盾；然而聖經作者肯定保羅的「維權」多於「維穩」。當保羅受到不合理的對待，他強調：「我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公民。求你准我對百姓說話。」（《和合本修訂本》，徒廿一39） 當保羅被不合理鞭打，他質疑司法公義，提出抗辯：「一個羅馬人，又未被定罪，你們就鞭打他是合法的嗎 ?」（徒廿二25），保羅維護他公民身份，抗拒粗暴「被處理」。千夫長要用了許多銀子才得到「羅馬公民的身份。」（徒廿二28）；然而保羅卻重申其公民身分「我生來就是。」聖經說明基督徒大體順從國家政策，然而當政權不容許基督徒享有宗教自由與基本人權，或規範教會作出某類型愛國方式或動作，基督徒的良心自然選擇「聽從上帝」（徒四19），而非「順服掌權者」（羅十三1-7）。
愛國的標準或動作不應由執政集團定奪，公民有權以各樣方式表達其愛國情懷。當執政集團只容許特定方式方為愛國，基督徒又不認同此等方式，自然產生矛盾與張力。教會堅拒任何勢力暗示與指令我們如何進行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並非操控式「洗腦」，亦非盲目與一律化的行動，乃由公民自發與理性，容許多元的論述與立場。當「國民教育」成為我們下一代的「政治灌輸」，難怪公民社會內出現極大的反彈，天主教會、聖公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中華基督教會與信義會等辦學團體紛紛叫停國民教育於新學年的推行。
當國民可自由表達異見而毋懼政治迫害，可選舉賢能作為人民的代表，可享有法治保障，甚至可批評掌權者而不會「被失蹤」或「被自殺」，這時推行國民教育一定沒有攔阻；也許屆時也沒有需要港人重新學習愛國與身份分認同了！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