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六四，我们能做些什么？游行集会，向下一代讲述此历史事件，是我们这一代可以作的。问题是，作为基督徒，面对眼前的处境，基督徒对此的观点与心态应该如何？到底我们如何找到真正的出路和盼望？
古时，法老压迫以色列人作奴隶。出埃及，就是上帝透过摩西去解放他们：宗教上与政治上（本文论点参Walter Brueggemann着，谢乐知译，《先知式的想像》〔台北：臺湾基督教文艺，2009〕。当代中国的共产党是无神论当权者，所以，权力与经济可说是当代中国「神明」，这种「神学」所衍生的社会，为平民带来的自然是压迫，人的形像不是按着一位超越政权、自由往返的上帝被理解。以色列人当时就是活在一班归顺于法老的宗教神明所衍生的社会之下。这种强势的宗教（triumphalism）叫到以色列人求救无援。摩西作为上主的先知，把另类的声音注入在古埃及的社会之中。
出埃及的记述始于以色列人的叹息（出二23-25）。《先知式的想像》提及：「埃及的神明无法聆听也无法回应，以色列不再祈求埃及神明的那一刻起，正是以色列历史的开始。」（页37）以色列人在十灾的过程中他们经验到上主的真实，才不寄望于法老政权。布氏引用德国解放神学家苏妮（Dorothee Steffensky-Sölle, 1929 -2003）的说法：先知式的事工不单叫百姓面对现实的哀伤，也叫他们远离无意作出回应的听众──是寻找那位愿意聆听的上主，而非充耳不闻的政治体系。基督徒对不义的无奈，发声的终极对象只会是那位愿意聆听又能行事的上主。对于公义与神圣被政权所垄断，我们不能沉默；我们发出的哀声指向的对象，需要十分清晰。
然而摩西的先知式事工不单是批判了埃及的现实，它更是激励了以色列的未来。如果法老的强势管治带来是绝望的旧现实的话，上主带来的就是可信靠的新现实。摩西代表了上帝，站到失败者与社会被边缘的软弱人里，这里对以色列人的激励不是社会学的层面，而是基于上帝的自由与能力。共产党当作自己是法理上的权威，任何它当作不合法的就是不合法，任何它欲压迫的就压迫。布氏的先知式事工观念所强调的不是检视社会的合法性，而是在信仰为前提下的正当性。先知就正是向这种「合法」的政权对立。在旧约中，上主启示自己是一位倾听受苦者控诉和伸冤的上帝，强势政权的背后，却是对公义麻木不仁，在此两者成为强烈的对比。上主最终会审判，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依然要深信上帝确实是真心聆听与回应受冤者的那一位。
也许我们没有受上主呼召担起先知式的事工，但最少我们明白在历史中正在聆听与回应的惟有上主，明白社会不能提供冤案终极的出路。我们若把盼望放在这个世界当中，就看不见基督再来所带来的将来，而只有绝望。故此，作为基督徒，提出要平反六四，除了是批判（criticize）现在，还需要有激励（energize）将来及从基督引申出来的盼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世界宣告一种另类（alternative）的信息。「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摩五24）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