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六四，我們能做些甚麼？遊行集會，向下一代講述此歷史事件，是我們這一代可以作的。問題是，作為基督徒，面對眼前的處境，基督徒對此的觀點與心態應該如何？到底我們如何找到真正的出路和盼望？

　　古時，法老壓迫以色列人作奴隸。出埃及，就是上帝透過摩西去解放他們：宗教上與政治上（本文論點參Walter Brueggemann著，謝樂知譯，《先知式的想像》〔台北：臺灣基督教文藝，2009〕。當代中國的共產黨是無神論當權者，所以，權力與經濟可說是當代中國「神明」，這種「神學」所衍生的社會，為平民帶來的自然是壓迫，人的形像不是按著一位超越政權、自由往返的上帝被理解。以色列人當時就是活在一班歸順於法老的宗教神明所衍生的社會之下。這種強勢的宗教（triumphalism）叫到以色列人求救無援。摩西作為上主的先知，把另類的聲音注入在古埃及的社會之中。

　　出埃及的記述始於以色列人的歎息（出二23-25）。《先知式的想像》提及：「埃及的神明無法聆聽也無法回應，以色列不再祈求埃及神明的那一刻起，正是以色列歷史的開始。」（頁37）以色列人在十災的過程中他們經驗到上主的真實，才不寄望於法老政權。布氏引用德國解放神學家蘇妮（Dorothee Steffensky-Sölle, 1929 -2003）的說法：先知式的事工不單叫百姓面對現實的哀傷，也叫他們遠離無意作出回應的聽眾──是尋找那位願意聆聽的上主，而非充耳不聞的政治體系。基督徒對不義的無奈，發聲的終極對象只會是那位願意聆聽又能行事的上主。對於公義與神聖被政權所壟斷，我們不能沉默；我們發出的哀聲指向的對象，需要十分清晰。

　　然而摩西的先知式事工不單是批判了埃及的現實，它更是激勵了以色列的未來。如果法老的強勢管治帶來是絕望的舊現實的話，上主帶來的就是可信靠的新現實。摩西代表了上帝，站到失敗者與社會被邊緣的軟弱人裡，這裡對以色列人的激勵不是社會學的層面，而是基於上帝的自由與能力。共產黨當作自己是法理上的權威，任何它當作不合法的就是不合法，任何它欲壓迫的就壓迫。布氏的先知式事工觀念所強調的不是檢視社會的合法性，而是在信仰為前提下的正當性。先知就正是向這種「合法」的政權對立。在舊約中，上主啟示自己是一位傾聽受苦者控訴和伸冤的上帝，強勢政權的背後，卻是對公義麻木不仁，在此兩者成為強烈的對比。上主最終會審判，不過在此之前，我們依然要深信上帝確實是真心聆聽與回應受冤者的那一位。

　　也許我們沒有受上主呼召擔起先知式的事工，但最少我們明白在歷史中正在聆聽與回應的惟有上主，明白社會不能提供冤案終極的出路。我們若把盼望放在這個世界當中，就看不見基督再來所帶來的將來，而只有絕望。故此，作為基督徒，提出要平反六四，除了是批判（criticize）現在，還需要有激勵（energize）將來及從基督引申出來的盼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向世界宣告一種另類（alternative）的信息。「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摩五24）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