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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早前的宽恕论，在笔者的教会讲道中被二次提及，最近丁子霖教授回覆柴玲的公开信，团契中也有些弟兄姊妹讨论，什至有些姊妹因此伤感流泪。六四事件，不单对直接受难者构成创伤，其实对所有中国人都造成伤痛。今日我执笔分享，真的不想对任何人构成伤害，而只是希望想对已被伤害的人表达关怀，及盼望基督徒从事件中反省，防止将来再有伤害的事件发生。
对于八九屠城事件，我们内心一直有一个六四复和的天国异象，就是有朝一日六四可以得到平反，真相得到调查和确认，有份造成六四屠城的人要经过公开审讯及法律制裁，六四死难者家属不再受当权者的逼害，可以公开悼念死难者，六四良心犯得到释放出狱，什至所有受害者可以得到赔偿。我们盼望公义得到彰显，伸冤者的冤情可得到申诉和回应。我们更渴望最终加害者可以出于真心的认罪、悔改、道歉，而受害者可以选择宽恕，最后加害者与受害者及全中国复和。 我们当然更盼望同类的逼害事件不再发生。关于六四复和，我们可以参考刘晓波先生有份发起的《零八宪章》其中「转型正义」部份，以及杜图大主教所写的《没有宽恕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成立「真相与复和调查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在寻求六四复和的这个过程中，追求平反是一个开始，渴望最终达致复和，宽恕只是其中一部份，其他与宽恕同样重要。是否必要有加害者认罪悔改，受害者才可宽恕呢？柴玲个人选择无条件的宽恕，若在个人层面上可说是符合基督信仰的，但是在六四屠城这公共事件中，柴玲公开宣布宽恕，无疑是削弱了争取平反六四的信息──虽然她已一再澄清宽恕不等于不追究屠城责任。基督徒处理公共事件，要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要敏锐世人的需要，要觉察当权者的姿态，更要醒觉历史的洪流如何走。特别在面对政治事件时，要驯良如鸽子，更要灵巧像蛇。若果有十个柴玲有十个基督徒公众人物走出来公开说要宽恕六四屠城者，那对于现今专制的当权者是什么信息？即使一再澄清宽恕不等于不追究屠城责任，当权者还会认为平反六四那么重要吗？若果有一万个基督平信徒走出来公开说要宽恕六四屠城者，即使一再澄清宽恕不等于放弃惩罚有责任的人，那对于未相信基督的人，以及六四死难者家属是什么信息？他们会觉得伸寃得到上帝的回应吗？
本来如果柴玲不发表公开文章，而只是一封私人信件或日记，只给自己几个主内肢体私下分享，本来没有很大问题。从她两篇公开文章，可见到她个人的心路历程，她的心灵在某层面上是得到医治和释放，对她个人的心灵健康是好的。但是，六四屠城是公共事件，柴玲却将一件公共事件的个人历程和观点分享出来，而她的分享让读的人觉得她没有顾虑其他六四受害人的感受。事实上，从丁子霖教授回覆柴玲的公开信中，很清楚感受到这位天安门母亲的伤痛，好像在伤口上被人再撒盐一样。柴玲个人对于宽恕有她的理解，她认为宽恕不等于不平反六四，不等于不追究屠城责任，然而六四屠城是公共事件，不同的人对宽恕有不同的理解，就算所有人都很冷静地阅读柴玲的公开文章，就算所有人都没有误解柴玲的意思，柴玲自己心灵的释放，反而已经成为他人心灵的重担什至枷锁，特别对于未相信基督的人。
其实，在六四加害者没有认罪悔改之前，受害者单方面的宽恕有什么意义呢？加害者承认被宽恕吗？单方面的宽恕对整个中国有什么意义呢？对中国的复和、和平与民主进程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柴玲在公开文章上单单用「我对加害者没有仇恨，我不会报复，更不会以暴易暴，我追求和平」，而不用「宽恕」、「原谅」这些字眼，正面效果会好很多。当然这些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基督徒处理公共事件必须兼备智慧和爱心。
基督徒要为盐为光，我只想在柴玲和其他人之间调和一下，也想防止将来再有伤害的事件发生。在六四事件中，最受伤的是肢体伤残的人和六四死难者家属，包括方政先生、丁子霖教授、轧伟林先生的家属和李旺阳先生的家人，其次可能是与父母廿三年不能见面的人，包括吾尔开希，再其次是其他受害者。我本来不应将痛苦的人的痛苦程度比较，这样太残忍，但是惟有这样，我才能体会六四受害者的情感，提醒自己要聆听最受伤的人的冤情，警戒自己不要伤害最受苦的人。 如果我伤害了柴玲或任何人，对不起，那不是我的原意。我深信上帝会为受屈的人伸冤，也许上帝会透过愿意为盐为光的基督徒为他所爱的人伸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