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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早前的寬恕論，在筆者的教會講道中被二次提及，最近丁子霖教授回覆柴玲的公開信，團契中也有些弟兄姊妹討論，甚至有些姊妹因此傷感流淚。六四事件，不單對直接受難者構成創傷，其實對所有中國人都造成傷痛。今日我執筆分享，真的不想對任何人構成傷害，而只是希望想對已被傷害的人表達關懷，及盼望基督徒從事件中反省，防止將來再有傷害的事件發生。
對於八九屠城事件，我們內心一直有一個六四復和的天國異象，就是有朝一日六四可以得到平反，真相得到調查和確認，有份造成六四屠城的人要經過公開審訊及法律制裁，六四死難者家屬不再受當權者的逼害，可以公開悼念死難者，六四良心犯得到釋放出獄，甚至所有受害者可以得到賠償。我們盼望公義得到彰顯，伸冤者的冤情可得到申訴和回應。我們更渴望最終加害者可以出於真心的認罪、悔改、道歉，而受害者可以選擇寬恕，最後加害者與受害者及全中國復和。 我們當然更盼望同類的逼害事件不再發生。關於六四復和，我們可以參考劉曉波先生有份發起的《零八憲章》其中「轉型正義」部份，以及杜圖大主教所寫的《沒有寬恕沒有未來》（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成立「真相與復和調查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在尋求六四復和的這個過程中，追求平反是一個開始，渴望最終達致復和，寬恕只是其中一部份，其他與寬恕同樣重要。是否必要有加害者認罪悔改，受害者才可寬恕呢？柴玲個人選擇無條件的寬恕，若在個人層面上可說是符合基督信仰的，但是在六四屠城這公共事件中，柴玲公開宣佈寬恕，無疑是削弱了爭取平反六四的信息──雖然她已一再澄清寬恕不等於不追究屠城責任。基督徒處理公共事件，要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要敏銳世人的需要，要覺察當權者的姿態，更要醒覺歷史的洪流如何走。特別在面對政治事件時，要馴良如鴿子，更要靈巧像蛇。若果有十個柴玲有十個基督徒公眾人物走出來公開說要寬恕六四屠城者，那對於現今專制的當權者是甚麼信息？即使一再澄清寬恕不等於不追究屠城責任，當權者還會認為平反六四那麼重要嗎？若果有一萬個基督平信徒走出來公開說要寬恕六四屠城者，即使一再澄清寬恕不等於放棄懲罰有責任的人，那對於未相信基督的人，以及六四死難者家屬是甚麼信息？他們會覺得伸寃得到上帝的回應嗎？
本來如果柴玲不發表公開文章，而只是一封私人信件或日記，只給自己幾個主內肢體私下分享，本來沒有很大問題。從她兩篇公開文章，可見到她個人的心路歷程，她的心靈在某層面上是得到醫治和釋放，對她個人的心靈健康是好的。但是，六四屠城是公共事件，柴玲卻將一件公共事件的個人歷程和觀點分享出來，而她的分享讓讀的人覺得她沒有顧慮其他六四受害人的感受。事實上，從丁子霖教授回覆柴玲的公開信中，很清楚感受到這位天安門母親的傷痛，好像在傷口上被人再撒鹽一樣。柴玲個人對於寬恕有她的理解，她認為寬恕不等於不平反六四，不等於不追究屠城責任，然而六四屠城是公共事件，不同的人對寬恕有不同的理解，就算所有人都很冷靜地閱讀柴玲的公開文章，就算所有人都沒有誤解柴玲的意思，柴玲自己心靈的釋放，反而已經成為他人心靈的重擔甚至枷鎖，特別對於未相信基督的人。
其實，在六四加害者沒有認罪悔改之前，受害者單方面的寬恕有甚麼意義呢？加害者承認被寬恕嗎？單方面的寬恕對整個中國有甚麼意義呢？對中國的復和、和平與民主進程有甚麼意思呢？如果柴玲在公開文章上單單用「我對加害者沒有仇恨，我不會報復，更不會以暴易暴，我追求和平」，而不用「寬恕」、「原諒」這些字眼，正面效果會好很多。當然這些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基督徒處理公共事件必須兼備智慧和愛心。
基督徒要為鹽為光，我只想在柴玲和其他人之間調和一下，也想防止將來再有傷害的事件發生。在六四事件中，最受傷的是肢體傷殘的人和六四死難者家屬，包括方政先生、丁子霖教授、軋偉林先生的家屬和李旺陽先生的家人，其次可能是與父母廿三年不能見面的人，包括吾爾開希，再其次是其他受害者。我本來不應將痛苦的人的痛苦程度比較，這樣太殘忍，但是惟有這樣，我才能體會六四受害者的情感，提醒自己要聆聽最受傷的人的冤情，警戒自己不要傷害最受苦的人。 如果我傷害了柴玲或任何人，對不起，那不是我的原意。我深信上帝會為受屈的人伸冤，也許上帝會透過願意為鹽為光的基督徒為衪所愛的人伸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