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六四事件经过了廿三年，港人与教会始终挥不去的是郁结于内心的「平反六四」情意结；每年港人公开悼念六四活动标志着「一国两制」下，我们仍可在国家主权管辖下一小块地土享有表达异见的自由。笔者尝试就个人观察及有限参与，就民运反思祈祷会与六四纪念祷文登报联署等现象，探讨本港教会就「六四事件」选择的三条道路：自限、限人与自主。
自限之道
按《2009香港教会普查简报》反映，香港教会与内地教会有交流的，占整体的63.3% （二○○四年同性质的调查反映有50.2%）。不同的宗派组织与机构，均有同工定期北上访问内地，或有内地教会与政府机关人士来港拜访宗派组织、机构与神学院等。
因着本港不少领袖在内地有其事工或服务的考虑，大多不愿鲜明地表达对六四的看法或立场，忧虑因而影响了关系，从而带来事工的限制与不方便。笔者谅解不少教会领袖为了顾及堂会或机构，避免参与明显地违反中央权力意志的活动。个人静俏俏参与每年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不是问题，但参与民运反思祈祷会或具名登报联署六四纪念祷文，则有所保留。
就笔者过往至今的接触，有部份堂会于六四前后的主日与祈祷会，不少采用「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撰写的「六四纪念祷文」或「中国主日启应祷文」；有些刊登于周刊，有些则用于崇拜的公祷程序。堂会为六四代祷，并不涉及政治，乃是为了寻求公义的代求；倘若堂会连代祷也认为「有政治性」，笔者会怀疑这些堂会根本不会关切任何公义的课题？
从现实理解，当前香港教会主流对六四事件的论述，停留于自我限制的意识形态；大多教会领袖采取明哲保身，避免作出任何被理解为冲击中央管治权威的言论与行动；毕竟教会的首要之务并非「平反六四」。《2009香港教会普查简报》指出，大多堂会关注的社会课题为经济（占整体堂会的63.9%）、家庭（52.4%） 与性伦理（39.9%）等，民主进程的关注程度由二○○四年的12.4%下跌至二○○九年的5.7%，这些客观数据说明了香港教会对较敏感的课题如六四事件，仍有过多的戒心。
限人之道
第二条路线，与第一条路线的分别，则在于有教会领袖不仅基于个人考虑而自限，更进一步为了取悦权势，什至限制他人就六四表达意见。笔者过往于本地教会报刊撰文，文章内容一提及六四事件，就被处理掉，其他作者的文章也有类似下场。
原来对这些在位领袖而言，六四确是敏感，为了与内地保持友好关系，任何触动政权神经之事，还是不提为妙，不仅对六四事件表示沉默，更限制了其他作者或异见者表达个人对六四的意见。就笔者接触，持守此种自限又限人立场的，毕竟是极少数。然而，随着年日与权力的增长，笔者忧虑是愈来愈多领袖，为了表明爱国而「识做」，一方面自我约制而合理化其「自限之道」的高明立场，另一方面更不自觉地或有意地作出了「限人之道」。
自主之道
第三条道，笔者称之为「自主之道」；香港回归中国后仍能公开悼念六四，正是「一国两制」下的言论与集会自由。当有一天，港人与教会不能公开表达「平反六四」的声音，意味着香港不再是「特别行政区」了！教会坚持举行六四祈祷会不是「发牢骚」，乃是盼望历史得着延续，公义得着伸张。香港仍有少数领袖不畏权势，公开地发言或登报联署，表达教会对六四的信念。胡丙杰（中华基督教会合一九龙堂主任牧师）撰写文章〈六四不应是教会禁忌〉（刊登于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出版之《基关窗》，二○一一年四月），他这样分享：「近期却听到『六四是教会禁忌』的声音，非常奇怪。本人在牧养教会的经验中，每年都有三、四十位弟兄姊妹自愿联署登报『六四纪念祷文』，亦将此祷文转印于教会周刊内，而六四期间的讲道亦配合，从来没有人质疑，大家都默默地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及为六四受影响者祷告。所以，从来不觉得六四是教会禁忌。」
哪条道路？
笔者尊重不同人士选取不同道路；基督新教本身是多元表达，就政治或公共事务不一定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六四事件，对错较为明确，教会应该选择站在接近公义的一方。当教会享有自由与自主，却怯于政权或形势，不敢表达适当的道德勇气，我们就失掉了在公共空间的先知声音。外人看我们大多数为「宗教右派」，只因我们有名气有地位的教会领袖，选择站在权势的一方。所谓「观感就是真实」（perception is reality），教会只关注「私德」而非「公义」，正因我们就前者投放力量与资源什多，而后者则未见任何具体的投放。本港教会不能取巧地在事件已有公论时，才插上附和的声音，此之谓「抽水」；乃是在六四事件尚未有官方平反定论前，我们因着信仰与良心，不计较名利、权力与得失等，寻求六四公义与复和。
犹太裔学者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着有《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其中第六章探讨天主教会，特别是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对纳粹暴行的漠视沉默，鄂兰于文内指出教会对有关指控有三方面回应。第一种回应称之为明哲保身，「抗议和谴责的态度……不仅徒劳，而且有害：这是问题的重点」（279页）。第二种回应则是教会势孤力弱，天主教徒无法动员与组织起来；鄂兰反驳纳粹占领地区时，天主教徒占大多数，只因教会高层怕事，间接助长了纳粹的暴行。第三种回应则是教会保持中立，有意见认为：「战争之中，教宗一份权威声明就可能造成分裂」（279页）；即使教宗看到希特勒发动「不义之战」，但他认为共产主义较纳粹主义更危险，于是「保持中立」意味着教会不敢向纳粹政权谴责与采取行动，这却助长了纳粹的权势。
教会就六四事件选择明哲保身、或势孤力弱、或保持中立？笔者肯定内地教会毋须对六四事件表示任何意见与立场，然而当本港教会享有自由与自主，却作出自我限制，什至限制他人，这是可悲与可怜的！
（此文曾发表于《旷野》一七二期，现今修订后在此发表。）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