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六四事件經過了廿三年，港人與教會始終揮不去的是鬱結於內心的「平反六四」情意結；每年港人公開悼念六四活動標誌著「一國兩制」下，我們仍可在國家主權管轄下一小塊地土享有表達異見的自由。筆者嘗試就個人觀察及有限參與，就民運反思祈禱會與六四紀念禱文登報聯署等現象，探討本港教會就「六四事件」選擇的三條道路：自限、限人與自主。
自限之道
按《200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反映，香港教會與內地教會有交流的，佔整體的63.3% （二○○四年同性質的調查反映有50.2%）。不同的宗派組織與機構，均有同工定期北上訪問內地，或有內地教會與政府機關人士來港拜訪宗派組織、機構與神學院等。
因著本港不少領袖在內地有其事工或服務的考慮，大多不願鮮明地表達對六四的看法或立場，憂慮因而影響了關係，從而帶來事工的限制與不方便。筆者諒解不少教會領袖為了顧及堂會或機構，避免參與明顯地違反中央權力意志的活動。個人靜俏俏參與每年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不是問題，但參與民運反思祈禱會或具名登報聯署六四紀念禱文，則有所保留。
就筆者過往至今的接觸，有部份堂會於六四前後的主日與祈禱會，不少採用「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撰寫的「六四紀念禱文」或「中國主日啟應禱文」；有些刊登於週刊，有些則用於崇拜的公禱程序。堂會為六四代禱，並不涉及政治，乃是為了尋求公義的代求；倘若堂會連代禱也認為「有政治性」，筆者會懷疑這些堂會根本不會關切任何公義的課題？
從現實理解，當前香港教會主流對六四事件的論述，停留於自我限制的意識形態；大多教會領袖採取明哲保身，避免作出任何被理解為衝擊中央管治權威的言論與行動；畢竟教會的首要之務並非「平反六四」。《200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指出，大多堂會關注的社會課題為經濟（佔整體堂會的63.9%）、家庭（52.4%） 與性倫理（39.9%）等，民主進程的關注程度由二○○四年的12.4%下跌至二○○九年的5.7%，這些客觀數據說明了香港教會對較敏感的課題如六四事件，仍有過多的戒心。
限人之道
第二條路線，與第一條路線的分別，則在於有教會領袖不僅基於個人考慮而自限，更進一步為了取悅權勢，甚至限制他人就六四表達意見。筆者過往於本地教會報刊撰文，文章內容一提及六四事件，就被處理掉，其他作者的文章也有類似下場。
原來對這些在位領袖而言，六四確是敏感，為了與內地保持友好關係，任何觸動政權神經之事，還是不提為妙，不僅對六四事件表示沉默，更限制了其他作者或異見者表達個人對六四的意見。就筆者接觸，持守此種自限又限人立場的，畢竟是極少數。然而，隨著年日與權力的增長，筆者憂慮是愈來愈多領袖，為了表明愛國而「識做」，一方面自我約制而合理化其「自限之道」的高明立場，另一方面更不自覺地或有意地作出了「限人之道」。
自主之道
第三條道，筆者稱之為「自主之道」；香港回歸中國後仍能公開悼念六四，正是「一國兩制」下的言論與集會自由。當有一天，港人與教會不能公開表達「平反六四」的聲音，意味著香港不再是「特別行政區」了！教會堅持舉行六四祈禱會不是「發牢騷」，乃是盼望歷史得著延續，公義得著伸張。香港仍有少數領袖不畏權勢，公開地發言或登報聯署，表達教會對六四的信念。胡丙杰（中華基督教會合一九龍堂主任牧師）撰寫文章〈六四不應是教會禁忌〉（刊登於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出版之《基關窗》，二○一一年四月），他這樣分享：「近期卻聽到『六四是教會禁忌』的聲音，非常奇怪。本人在牧養教會的經驗中，每年都有三、四十位弟兄姊妹自願聯署登報『六四紀念禱文』，亦將此禱文轉印於教會週刊內，而六四期間的講道亦配合，從來沒有人質疑，大家都默默地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及為六四受影響者禱告。所以，從來不覺得六四是教會禁忌。」
哪條道路？
筆者尊重不同人士選取不同道路；基督新教本身是多元表達，就政治或公共事務不一定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六四事件，對錯較為明確，教會應該選擇站在接近公義的一方。當教會享有自由與自主，卻怯於政權或形勢，不敢表達適當的道德勇氣，我們就失掉了在公共空間的先知聲音。外人看我們大多數為「宗教右派」，只因我們有名氣有地位的教會領袖，選擇站在權勢的一方。所謂「觀感就是真實」（perception is reality），教會只關注「私德」而非「公義」，正因我們就前者投放力量與資源甚多，而後者則未見任何具體的投放。本港教會不能取巧地在事件已有公論時，才插上附和的聲音，此之謂「抽水」；乃是在六四事件尚未有官方平反定論前，我們因著信仰與良心，不計較名利、權力與得失等，尋求六四公義與復和。
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有《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其中第六章探討天主教會，特別是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對納粹暴行的漠視沉默，鄂蘭於文內指出教會對有關指控有三方面回應。第一種回應稱之為明哲保身，「抗議和譴責的態度……不僅徒勞，而且有害：這是問題的重點」（279頁）。第二種回應則是教會勢孤力弱，天主教徒無法動員與組織起來；鄂蘭反駁納粹佔領地區時，天主教徒佔大多數，只因教會高層怕事，間接助長了納粹的暴行。第三種回應則是教會保持中立，有意見認為：「戰爭之中，教宗一份權威聲明就可能造成分裂」（279頁）；即使教宗看到希特勒發動「不義之戰」，但他認為共產主義較納粹主義更危險，於是「保持中立」意味著教會不敢向納粹政權譴責與採取行動，這卻助長了納粹的權勢。
教會就六四事件選擇明哲保身、或勢孤力弱、或保持中立？筆者肯定內地教會毋須對六四事件表示任何意見與立場，然而當本港教會享有自由與自主，卻作出自我限制，甚至限制他人，這是可悲與可憐的！
（此文曾發表於《曠野》一七二期，現今修訂後在此發表。）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