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眼中，余杰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同情心、有爱心、有勇气、敢于担当的书生，一个政治上尚不成熟的书生。回想起来，我们的交往，至今恰好十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了。回忆是美好的，但又是痛楚的，不时在我们脑际浮现……。
为了孩子和自由！
余杰「去国」一个月了，一直想写几个字祝福他，但我们从照片上看到他们夫妻抵达美国时身后跟着幼小的爱子，就止不住泪水，几次拿起来的笔又搁下了。
美国之音摄
余杰「去国」前，曾多次谈起他们的孩子：「这一年多，我们不能跟孩子一起生活，非常痛苦，我们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在外地旅行，不能正常生活。如果能顺利赴美，我们希望多陪陪孩子，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此后能否回来，不得而知。祈祷中国的情况变好，这样我们就能早日见面了。您们一定多保重！有一天我们一定带孩子来看望丁奶奶和蒋爷爷！」、「今天官员终于答应放行了，漫长的过程，痛苦而屈辱。为了孩子和自由。」 当我们读到「此后能否回来，不得而知。」心里一阵心酸。是啊！「为了孩子和自由！」哪怕是痛彻心肺，哪怕是忍辱含垢，都在所不惜。 我们对他们说：「凡是该记住的一定记住，凡是不该记住的一定丢开去！」（以上文字均来自余杰「去国」前的电邮）但愿他们到了外面平平安安过日子。
差点不能相见
中国秘警终于答应他们第二天放行：由秘警送他们到登机口，不允许任何朋友去送行……。几天后，我们从网上读到余杰的〈去国声明〉，这才知道他前年十二月被中共北京国保秘警绑架以及被野蛮殴打险些致死的事。
去年八月，余杰夫妇曾与北京警方多次交涉，获准与我们匆匆见了一面。有关那段可憎可怖的经历，那天只是简单提到几句，说二○一○年十月九日在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前一天，秘警把他叫下楼套上黑头套，拉到昌平附近打了好几个小时，昏死过去。昌平医院说没法救了，就送到北京医院去抢救。还威胁他不准对外说，说了就把输液管子拔掉……。至于详情，我们依然不知。
二○一一年八月五日，余杰夫妇来我们家里
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天至颁奖仪式结束后的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在无锡被当地国安部门软禁七十四天。等到软禁解除后，我们给余杰发了一封邮件，问他这两个月来的情况。次月二日，余杰回电说：「我刚回到四川老家，刘敏还在北京。我们被软禁在家五十六天，后卅三天被切断一切联系。最后三天我被绑架到郊外，遭受非人折磨，差点就不能与你们再见面了。」我们心里一沉，感到十分惊诧，为什么说「差点就不能与你们见面了」 呢？后来几次通信，他不再提起这件事。我们一直为他的处境忧心忡忡。四月份又接到他一个电邮，他说：「五月中旬以后他们不准我在北京，我们只能六四后见面了。」我们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等到八月份，才好不容易见上一面。然后，又是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一直到他这次「去国」。
此次读罢发表在《中国人权》上的〈去国声明〉，我们沉默良久，悲愤莫名，只觉得心在阵阵抽紧，头脑里反覆出现一句话：「怎么竟会是这样！？」以前我们听说过高智晟1曾被戴上黑头套，遭到暴打、酷刑，现在落到了余杰头上。这哪里还有一点「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呢？中共已经沦落到了不择一切手段，这与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盖世太保、侵华日军宪兵部、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种种暴行有何不同？在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毛泽东要致人于死地，在全国範围内发动亲戚、朋友、夫妻间互相揭发、检举，乃至自我交代、批判等触及灵魂的手段来迫使人自证其罪、自取其辱。现在，这些都不用了，干脆用卑鄙、龌龊的黑社会暴行来对付异议者。
余杰，一介书生，同刘晓波一样，不过是用笔来写出他们所见到的社会种种畸形和不公，来表达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这类人类普世价值的向往和追求。正如《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序言作者鲍彤2先生所说：「余杰出版此书，无非是对领导抱有希望，无非是想知道领导人到底有没有正视摆在面前的、非解决不可的重大社会问题，有没有决心从善如流，实施宪法，使中国的建设名副其实地获得实质性、制度性的进步？如果对领导绝望，还会浪费笔墨吗？」然而，在秘警看来，余杰写这本书，是不折不扣的「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说什么「用好言劝告不听，就只能用暴力来对付你。」这犹如把人推进深不见底的黑洞！
多年来的忘年交
余杰与刘晓波，都是我们这二十年来的忘年交。晓波一九九九年出狱后不久，他就把刚结识的余杰带到我们家，我们也就有了接触。那时，我们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回无锡老家，而余杰除了出国访问便在家埋头写作。他家离我家远，来往不便；更何况，他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所以平素有事才见上一面。
我们对余杰的进一步了解是二○○三年他获颁美国万人杰新闻文化奖之后，那年十月，他同晓波一起来家里，和我及我先生四人，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看完了该奖项颁奖仪式的实况录像。当我听到余杰说他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时一个外地的十六岁少年，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成年礼。他说他是「六四」的儿子，在他与「六四」之间连结着一条渗透了鲜血的纽带……。我被他庄严的叙述深深地打动，已经很久不愿在人前落泪了，此时却泣不成声；我先生在一旁悲伤无语；晓波和余杰两人在电视机前的地板上相拥而泣……。那天整个客厅里的空气似乎被悲壮的气氛凝固住了，定格在八九「六四」上。此情此景，我们怎能忘怀！
二○○五年九月十四在北京延庆下营农村
自此以后，余杰默默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做了许多事情。他去世界很多地方作学术访问，参加笔会和教会的活动，一有机会就向人们介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诉求、理念及遭遇，包括一些使馆和来访的学者，还和晓波为推动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做了不少事情。这一切他很少向我们提及，外人更不知道。他还无数次给天安门母亲带来各方捐款、书刊、光碟及赠品。每次他从海外归来与我们见面时，总是带着几大袋。我曾打趣他：「你是属牛的，够你背的!」对于他的这份冒险、辛劳，我们一直铭记在心，至今才敢说出来。
相处久了，余杰对我们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善解人意，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令我们心动的是，一次他从欧洲回来，从怀里掏出两件小礼品：一件是一块装在玻璃盒内的柏林墙砖；另一件是一张印着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景象的瓷片。这两件纪念品凝结着欧洲人民在纳粹时代和前苏联共产极权时代的血泪控诉。我接过这两件珍贵的纪念品，捧在手里，仔细端详着，反复抚摸着，它们一直放置在连儿3的灵前，日夜陪伴着未得安息的亡灵至今。
余杰也是个心细如发的有心人，他知道我们想做什么、想见什么人。二○一○年八月的一天，他把一位台湾学者带到我们家里，见了面，才得知这位学者正是九○年代初，以台湾民间力量在抗衡中自下而上地促使执政的国民党正视并起动「二二八事件」平反的一位重要的推动者。那天，我们从下午一直畅谈到夜晚，对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当年台湾政府与难属团体谈判的经过及其中的甘苦。他给予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极大的启发，真是受益匪浅。余杰坐在我们旁边，静静聆听着我们双方的叙述，未曾插话。能够促成这样的对话交流，余杰做出了一份努力，我们要感谢他。
奔向荆棘之路
余杰笔锋锐利，文词直白，不避禁忌，自然被当局视为眼中钉。二○○四年十二月，他和刘晓波突然被公安带走。他和刘晓波以良知发言，以道义担当，堪称国内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当局会对这样两位书生下手，深感震惊，随即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了公开信，吁请他们立即释放刘、余两位并归还写作、发言的自由；希望他们能表现出应有的明智和大度。
余杰没有因那次被拘押而有所退缩，依然笔耕不辍，不久后，香港就出版了他的《天安门之子》一书。已故的自由知识份子包遵信先生4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自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天安门』就成了极度敏感、极度忌讳的词儿，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余杰却在此刻站了出来，向世人大声宣布：我就是天安门的儿子！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令人气旺！……当余杰说自己是『天安门之子』，也就等于选择了荆棘丛生的路。」现在，对余杰爱护有加的包先生已逝世数年，在彼岸世界的他，定会注视这位甘愿奔向荆棘之路的「天安门之子」是如何艰难跋涉、饱经折磨的，也定会与我们一样为余杰的被殴打、被酷刑、被逐出国门而抽搐、淌血……。
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与余杰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余杰比我死去的儿子还小一岁。每次见到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思念起我们的儿子。两人都是很聪明的孩子，蒋捷连生前最后一次期中考试在全年级三百六十位学生考了第三名，他在那年五月十七日参加由他们班发起的声援绝食大学生的天安门游行，当时年仅十六岁。
没有爱，我哪能坚持到今天啊！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好是我七十岁生日，在晓波与余杰等人的张罗下，在附近餐馆为我举行了一个生日餐会。那次的聚首是历史性的，实际上是一次在北京部分天安门母亲与自由知识分子的聚会。有的人是被警车「护送」来的，有的则是被贴身跟踪来的。包间外坐着好几个便衣，包间内两大桌坐满了友人。
那天大家一起畅叙，气氛浓烈，晓波说：「这些年来，丁子霖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恶意，以和解缩小鸿沟，……在专制铁钳下，以遇难者家属的身分说出了真相，发出了抗议的呐喊。」余杰夫妇则抬出一帧「爱是永不止息」的横匾送给我。这幅题词我很喜爱且深有感触地说：「没有爱，我哪能坚持到今天啊！」早在二○○一年，我在《天安门母亲的话》中就说过：「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我觉得，晓波、余杰，还有很多友人，都把这次聚会视为对「爱」的一种宣示。
二○○六年十二月廿六日在丁子霖七十岁生日餐会上
牵挂与祝福
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发布《零八宪章》。在这前后，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刘晓波被拘留、被逮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于二○一○年五月入狱服刑。晓波的厄运，给所有《零八宪章》的连署者带来极大的风险。
我们曾多次提醒余杰，要他小心，说不定下一个遭毒手的就是他，此时他正加紧撰写《中国影帝温家宝》。我们实在忍不住，拖了他一次后腿——就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那个可怕的晚上，我拖住自己的儿子，不让他出门那样。余杰这本书还是出版了，之后又开始撰写《刘晓波传》。他刚被秘警绑架过，竟然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在我们眼中，余杰正是这样一位富有正义感、同情心、有爱心、有勇气、敢于担当，但在政治上尚不成熟的书生。他未到不惑之年，前面路还很长，但愿他会珍惜那未来的岁月……。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已走出国门。当他刚在美国落脚，为了让我们放心，给我们来了邮件：「我们已经抵达美国，全家都好，孩子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我对故土情怀早有超越，最牵挂的还是您们几位尊敬的师长。走前不能与您们见面，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我们也给他回电：「你走后，我们有一种孤独感，想想晓波和刘霞，想起以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物换星移，时局的变化让人吃惊啊！」我们在遥远的家国为他们全家祝福！
编按：本文摘自二○一二年二月十三日《民主中国》，作者丁子霖老师为六四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题目、标题及编注为编者所加，台湾《旷野》杂志与香港《时代论坛》同步刊出。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5.30）
- 高智晟，中国维权律师，曾获选为中国十大优秀律师。二○○七年二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 鲍彤，是北京八九民运的重要人物，时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二○○九年五月在海外出版《赵紫阳回忆录》，不久即遭封口且软禁至今。
- 连儿，蒋捷连之暱称，为六四事件身亡的学生，作者丁子霖教授之独子，丁老师家中一直摆设连儿灵堂至今。
- 包遵信，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主编，被誉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中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一九八九年五月学运期间曾连同多名知识分子到广场劝学生停止绝食，后和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等被中国当局指为事件之「幕后黑手」并被捕入狱判刑五年，于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