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眼中，余杰是一位富有正義感、同情心、有愛心、有勇氣、敢於擔當的書生，一個政治上尚不成熟的書生。回想起來，我們的交往，至今恰好十年，不算長，也不算短了。回憶是美好的，但又是痛楚的，不時在我們腦際浮現……。
為了孩子和自由！
余杰「去國」一個月了，一直想寫幾個字祝福他，但我們從照片上看到他們夫妻抵達美國時身後跟著幼小的愛子，就止不住淚水，幾次拿起來的筆又擱下了。
美國之音攝
余杰「去國」前，曾多次談起他們的孩子：「這一年多，我們不能跟孩子一起生活，非常痛苦，我們有差不多一半的時間在外地旅行，不能正常生活。如果能順利赴美，我們希望多陪陪孩子，讓孩子受到好的教育。」、「此後能否回來，不得而知。祈禱中國的情況變好，這樣我們就能早日見面了。您們一定多保重！有一天我們一定帶孩子來看望丁奶奶和蔣爺爺！」、「今天官員終於答應放行了，漫長的過程，痛苦而屈辱。為了孩子和自由。」 當我們讀到「此後能否回來，不得而知。」心裡一陣心酸。是啊！「為了孩子和自由！」哪怕是痛徹心肺，哪怕是忍辱含垢，都在所不惜。 我們對他們說：「凡是該記住的一定記住，凡是不該記住的一定丟開去！」（以上文字均來自余杰「去國」前的電郵）但願他們到了外面平平安安過日子。
差點不能相見
中國秘警終於答應他們第二天放行：由秘警送他們到登機口，不允許任何朋友去送行……。幾天後，我們從網上讀到余杰的〈去國聲明〉，這才知道他前年十二月被中共北京國保秘警綁架以及被野蠻毆打險些致死的事。
去年八月，余杰夫婦曾與北京警方多次交涉，獲准與我們匆匆見了一面。有關那段可憎可怖的經歷，那天只是簡單提到幾句，說二○一○年十月九日在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前一天，秘警把他叫下樓套上黑頭套，拉到昌平附近打了好幾個小時，昏死過去。昌平醫院說沒法救了，就送到北京醫院去搶救。還威脅他不准對外說，說了就把輸液管子拔掉……。至於詳情，我們依然不知。
二○一一年八月五日，余杰夫婦來我們家裡
自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一天至頒獎儀式結束後的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們在無錫被當地國安部門軟禁七十四天。等到軟禁解除後，我們給余杰發了一封郵件，問他這兩個月來的情況。次月二日，余杰回電說：「我剛回到四川老家，劉敏還在北京。我們被軟禁在家五十六天，後卅三天被切斷一切聯繫。最後三天我被綁架到郊外，遭受非人折磨，差點就不能與你們再見面了。」我們心裡一沉，感到十分驚詫，為甚麼說「差點就不能與你們見面了」 呢？後來幾次通信，他不再提起這件事。我們一直為他的處境憂心忡忡。四月份又接到他一個電郵，他說：「五月中旬以後他們不准我在北京，我們只能六四後見面了。」我們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著，等到八月份，才好不容易見上一面。然後，又是惴惴不安地等待著，一直到他這次「去國」。
此次讀罷發表在《中國人權》上的〈去國聲明〉，我們沉默良久，悲憤莫名，只覺得心在陣陣抽緊，頭腦裡反覆出現一句話：「怎麼竟會是這樣！？」以前我們聽說過高智晟1曾被戴上黑頭套，遭到暴打、酷刑，現在落到了余杰頭上。這哪裡還有一點「以人為本」、「依法治國」呢？中共已經淪落到了不擇一切手段，這與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的蓋世太保、侵華日軍憲兵部、過去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種種暴行有何不同？在中國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時期，毛澤東要致人於死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動親戚、朋友、夫妻間互相揭發、檢舉，乃至自我交代、批判等觸及靈魂的手段來迫使人自證其罪、自取其辱。現在，這些都不用了，乾脆用卑鄙、齷齪的黑社會暴行來對付異議者。
余杰，一介書生，同劉曉波一樣，不過是用筆來寫出他們所見到的社會種種畸形和不公，來表達他們對自由、民主、人權、法制這類人類普世價值的嚮往和追求。正如《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序言作者鮑彤2先生所說：「余杰出版此書，無非是對領導抱有希望，無非是想知道領導人到底有沒有正視擺在面前的、非解決不可的重大社會問題，有沒有決心從善如流，實施憲法，使中國的建設名副其實地獲得實質性、制度性的進步？如果對領導絕望，還會浪費筆墨嗎？」然而，在秘警看來，余杰寫這本書，是不折不扣的「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說甚麼「用好言勸告不聽，就只能用暴力來對付你。」這猶如把人推進深不見底的黑洞！
多年來的忘年交
余杰與劉曉波，都是我們這二十年來的忘年交。曉波一九九九年出獄後不久，他就把剛結識的余杰帶到我們家，我們也就有了接觸。那時，我們每年春秋兩季都要回無錫老家，而余杰除了出國訪問便在家埋頭寫作。他家離我家遠，來往不便；更何況，他不是一個善於交際的人，所以平素有事才見上一面。
我們對余杰的進一步瞭解是二○○三年他獲頒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獎之後，那年十月，他同曉波一起來家裡，和我及我先生四人，懷著極其沉重的心情看完了該獎項頒獎儀式的實況錄像。當我聽到余杰說他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時一個外地的十六歲少年，在一夜之間完成了成年禮。他說他是「六四」的兒子，在他與「六四」之間連結著一條滲透了鮮血的紐帶……。我被他莊嚴的敘述深深地打動，已經很久不願在人前落淚了，此時卻泣不成聲；我先生在一旁悲傷無語；曉波和余杰兩人在電視機前的地板上相擁而泣……。那天整個客廳裡的空氣似乎被悲壯的氣氛凝固住了，定格在八九「六四」上。此情此景，我們怎能忘懷！
二○○五年九月十四在北京延慶下營農村
自此以後，余杰默默地為天安門母親群體做了許多事情。他去世界很多地方作學術訪問，參加筆會和教會的活動，一有機會就向人們介紹天安門母親群體的訴求、理念及遭遇，包括一些使館和來訪的學者，還和曉波為推動天安門母親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做了不少事情。這一切他很少向我們提及，外人更不知道。他還無數次給天安門母親帶來各方捐款、書刊、光碟及贈品。每次他從海外歸來與我們見面時，總是帶著幾大袋。我曾打趣他：「你是屬牛的，夠你背的!」對於他的這份冒險、辛勞，我們一直銘記在心，至今才敢說出來。
相處久了，余杰對我們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善解人意，知道我們最需要的是甚麼。 最令我們心動的是，一次他從歐洲回來，從懷裡掏出兩件小禮品：一件是一塊裝在玻璃盒內的柏林牆磚；另一件是一張印著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紀念館景象的瓷片。這兩件紀念品凝結著歐洲人民在納粹時代和前蘇聯共產極權時代的血淚控訴。我接過這兩件珍貴的紀念品，捧在手裡，仔細端詳著，反復撫摸著，它們一直放置在連兒3的靈前，日夜陪伴著未得安息的亡靈至今。
余杰也是個心細如髮的有心人，他知道我們想做甚麼、想見甚麼人。二○一○年八月的一天，他把一位台灣學者帶到我們家裡，見了面，才得知這位學者正是九○年代初，以台灣民間力量在抗衡中自下而上地促使執政的國民黨正視並起動「二二八事件」平反的一位重要的推動者。那天，我們從下午一直暢談到夜晚，對方向我們詳細介紹了當年台灣政府與難屬團體談判的經過及其中的甘苦。他給予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極大的啟發，真是受益匪淺。余杰坐在我們旁邊，靜靜聆聽著我們雙方的敘述，未曾插話。能夠促成這樣的對話交流，余杰做出了一份努力，我們要感謝他。
奔向荊棘之路
余杰筆鋒銳利，文詞直白，不避禁忌，自然被當局視為眼中釘。二○○四年十二月，他和劉曉波突然被公安帶走。他和劉曉波以良知發言，以道義擔當，堪稱國內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當局會對這樣兩位書生下手，深感震驚，隨即給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了公開信，籲請他們立即釋放劉、余兩位並歸還寫作、發言的自由；希望他們能表現出應有的明智和大度。
余杰沒有因那次被拘押而有所退縮，依然筆耕不輟，不久後，香港就出版了他的《天安門之子》一書。已故的自由知識份子包遵信先生4為此書所寫的序言中說：「自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天安門』就成了極度敏感、極度忌諱的詞兒，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余杰卻在此刻站了出來，向世人大聲宣佈：我就是天安門的兒子！這是何等的氣魄！何等的令人氣旺！……當余杰說自己是『天安門之子』，也就等於選擇了荊棘叢生的路。」現在，對余杰愛護有加的包先生已逝世數年，在彼岸世界的他，定會注視這位甘願奔向荊棘之路的「天安門之子」是如何艱難跋涉、飽經折磨的，也定會與我們一樣為余杰的被毆打、被酷刑、被逐出國門而抽搐、淌血……。
從那個時候起，我們與余杰之間的距離又拉近了。余杰比我死去的兒子還小一歲。每次見到他，總會不由自主地思念起我們的兒子。兩人都是很聰明的孩子，蔣捷連生前最後一次期中考試在全年級三百六十位學生考了第三名，他在那年五月十七日參加由他們班發起的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天安門遊行，當時年僅十六歲。
沒有愛，我哪能堅持到今天啊！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好是我七十歲生日，在曉波與余杰等人的張羅下，在附近餐館為我舉行了一個生日餐會。那次的聚首是歷史性的，實際上是一次在北京部分天安門母親與自由知識分子的聚會。有的人是被警車「護送」來的，有的則是被貼身跟蹤來的。包間外坐著好幾個便衣，包間內兩大桌坐滿了友人。
那天大家一起暢敘，氣氛濃烈，曉波說：「這些年來，丁子霖以愛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約束憤怒，以善意化解惡意，以和解縮小鴻溝，……在專制鐵鉗下，以遇難者家屬的身分說出了真相，發出了抗議的吶喊。」余杰夫婦則抬出一幀「愛是永不止息」的橫匾送給我。這幅題詞我很喜愛且深有感觸地說：「沒有愛，我哪能堅持到今天啊！」早在二○○一年，我在《天安門母親的話》中就說過：「也許我們一無所有，也許我們做不了甚麼，但我們擁有一個母親的愛。正是這種愛，使我們這些孤立的個體凝聚在一起並激勵我們走上尋求正義之路；也正是這種愛，使我們獲得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與自信，並促使我們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行列。」我覺得，曉波、余杰，還有很多友人，都把這次聚會視為對「愛」的一種宣示。
二○○六年十二月廿六日在丁子霖七十歲生日餐會上
牽掛與祝福
二○○八年十二月十日發佈《零八憲章》。在這前後，國內局勢急轉直下。劉曉波被拘留、被逮捕、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於二○一○年五月入獄服刑。曉波的厄運，給所有《零八憲章》的連署者帶來極大的風險。
我們曾多次提醒余杰，要他小心，說不定下一個遭毒手的就是他，此時他正加緊撰寫《中國影帝溫家寶》。我們實在忍不住，拖了他一次後腿——就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那個可怕的晚上，我拖住自己的兒子，不讓他出門那樣。余杰這本書還是出版了，之後又開始撰寫《劉曉波傳》。他剛被秘警綁架過，竟然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在我們眼中，余杰正是這樣一位富有正義感、同情心、有愛心、有勇氣、敢於擔當，但在政治上尚不成熟的書生。他未到不惑之年，前面路還很長，但願他會珍惜那未來的歲月……。
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他已走出國門。當他剛在美國落腳，為了讓我們放心，給我們來了郵件：「我們已經抵達美國，全家都好，孩子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我對故土情懷早有超越，最牽掛的還是您們幾位尊敬的師長。走前不能與您們見面，是我們最大的遺憾。」我們也給他回電：「你走後，我們有一種孤獨感，想想曉波和劉霞，想起以往，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楚……物換星移，時局的變化讓人吃驚啊！」我們在遙遠的家國為他們全家祝福！
編按：本文摘自二○一二年二月十三日《民主中國》，作者丁子霖老師為六四天安門母親群體代表，題目、標題及編註為編者所加，台灣《曠野》雜誌與香港《時代論壇》同步刊出。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5.30）
- 高智晟，中國維權律師，曾獲選為中國十大優秀律師。二○○七年二月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 鮑彤，是北京八九民運的重要人物，時任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二○○九年五月在海外出版《趙紫陽回憶錄》，不久即遭封口且軟禁至今。
- 連兒，蔣捷連之暱稱，為六四事件身亡的學生，作者丁子霖教授之獨子，丁老師家中一直擺設連兒靈堂至今。
- 包遵信，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八十年代《走向未來》叢書主編，被譽為中國獨立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中國自由民主思想的啟蒙者。一九八九年五月學運期間曾連同多名知識分子到廣場勸學生停止絕食，後和陳子明、王軍濤、劉曉波等被中國當局指為事件之「幕後黑手」並被捕入獄判刑五年，於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病逝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