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精神文明战场连月来波起云涌，先有法轮功的壮大及反权威行径，令中南海震怒之馀，全力封杀围剿；继而在中梵建交的问题上因中方自行按立五位主教而平添变数；但最令北京尴尬和冲击至大者，应是藏传佛教白派大宝法王噶玛巴出走事件。三者并无相连关系，但都反映出现行的有关宗教政策，未能应付内在的民心需求和外在的国际形势，有必要在体制及思维上引入新的元素；反之若以一贯压抑监控手段处理，情况只会变得更极端。
政治学者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中，提出「全能主义」（Totalism）的概念来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以补过去用「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解释国情之不足。邹谠的着眼点是：政治权力可以入侵社会不同的领域和个人生活，原则上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而实际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程度可以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
上述见解有助於我们从宏观角度审视国内宗教政策的瓶颈。当全能主义面临无能为力，解决历史延续或新起的问题，都会酿成半失控的处境。
尤其当中国加入世贸後，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动力是加大了，但除了火车头外，其他列卡是否跟得上呢？宗教自由一向是西方社会奉为圭皋的全球化共识，国内却仍然将宗教活动放在党的总体政策下遥控近监的主调之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对立，复有保持社会稳定的安全系统问题，还加上对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宗教舰艇阴影，即或在良好意愿下作出的反应，亦会引起反效果。
宗教问题泛政治化已成为中国迈向廿一世纪的沈重负资产，甚至影响国际互动并本身社会的稳定性。政治支配的强弱宽紧，限制了人文的质素并公民社会的茁壮，并且容易促使部分教团活动朝向地下化发展，构成政教之间更大的猜忌。
新千年伊始，旧结仍未解，中国要在廿一世纪成为现代化国家，必须朝向创造一个多元自主，互相尊重，关怀公共领域的社会，借重健康力量自然和渐进地改良政治领域的积弊。
「全能主义」已充分暴露其有限性，中国即将进入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精神文的混乱期。政府领导层应从正面及积极方面去谋求出路，让宗教逐渐脱离政治的枷锁。
廿一世纪的中国，除了产业革命及经济改革外，更需要心灵改革。不是自己去创造上帝，而是谦卑地承认人的有限，开放心灵，让上帝进入。
(第六四六期，二○○○年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