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的精神文明戰場連月來波起雲湧，先有法輪功的壯大及反權威行徑，令中南海震怒之餘，全力封殺圍剿；繼而在中梵建交的問題上因中方自行按立五位主教而平添變數；但最令北京尷尬和衝擊至大者，應是藏傳佛教白派大寶法王噶瑪巴出走事件。三者並無相連關係，但都反映出現行的有關宗教政策，未能應付內在的民心需求和外在的國際形勢，有必要在體制及思維上引入新的元素；反之若以一貫壓抑監控手段處理，情況只會變得更極端。
政治學者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中，提出「全能主義」（Totalism）的概念來理解當代中國政治，以補過去用「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解釋國情之不足。鄒讜的著眼點是：政治權力可以入侵社會不同的領域和個人生活，原則上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而實際上國家侵入社會領域和個人生活程度可以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強或弱。
上述見解有助於我們從宏觀角度審視國內宗教政策的瓶頸。當全能主義面臨無能為力，解決歷史延續或新起的問題，都會釀成半失控的處境。
尤其當中國加入世貿後，中國與國際接軌的動力是加大了，但除了火車頭外，其他列卡是否跟得上呢？宗教自由一向是西方社會奉為圭皋的全球化共識，國內卻仍然將宗教活動放在黨的總體政策下遙控近監的主調之中，既有意識形態的對立，復有保持社會穩定的安全系統問題，還加上對西方和平演變中國的宗教艦艇陰影，即或在良好意願下作出的反應，亦會引起反效果。
宗教問題泛政治化已成為中國邁向廿一世紀的沈重負資產，甚至影響國際互動並本身社會的穩定性。政治支配的強弱寬緊，限制了人文的質素並公民社會的茁壯，並且容易促使部分教團活動朝向地下化發展，構成政教之間更大的猜忌。
新千年伊始，舊結仍未解，中國要在廿一世紀成為現代化國家，必須朝向創造一個多元自主，互相尊重，關懷公共領域的社會，借重健康力量自然和漸進地改良政治領域的積弊。
「全能主義」已充分暴露其有限性，中國即將進入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精神文的混亂期。政府領導層應從正面及積極方面去謀求出路，讓宗教逐漸脫離政治的枷鎖。
廿一世紀的中國，除了產業革命及經濟改革外，更需要心靈改革。不是自己去創造上帝，而是謙卑地承認人的有限，開放心靈，讓上帝進入。
(第六四六期，二○○○年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