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最近在「警察国度」里，轰动上演的真实盲人版《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港译《月黑高飞》），无论是在大陆、香港，包括笔者在内，都应该扪心自问：我是否能够真正直面这位可敬的盲人？笔者尝试从这一事件做一次神学反省，希望引发港陆基督徒的更多思考。
认识陈光诚
陈光诚，生活在山东省的一个农村，年幼失明，十八岁之前没有上过学，后来靠自学成为律师，从事法律维权工作，帮助弱势群体，特别是身体残障人士。然而二○○五年因为揭发当地政府非人道地执行计划生育计划，包括强行对育龄妇女做节育手术、强迫超生孕妇堕胎等等恶劣行径，陈光诚遭到当地政府的报复。二○○五年九月开始被逮捕，被软禁。二○○六年八月被入狱，长达四年零三个月。去年九月出狱后，光诚仍然被限制人身自由，他与妻儿一直被软禁在家中。当地政府在他家建起了四面高强，他家中到处布满监控摄像头，安排了二十几人在他家周围廿四小时不间断地监视，阻止一切探访他的人。试图探访他的人多有遭到这些人的殴打，光诚与家人也遭受过暴力对待。什至为了防止他挖地洞逃跑，这些人强行在他家的后花园浇上了水泥。王克勤老师在微博上的文章「探望陈光诚家人，我们被打出村庄」1 就详述了光诚入狱期间为探望其家人而不得的经历。
随着光诚被软禁，被剥夺被人探访的权利已有九个月，因此渐渐淡出了媒体视线。然而最近网上突传惊人消息：光诚出逃了，而且已经在一个百份之百安全的地方。一开始有人仍怀疑这消息是否真实，毕竟一个瞎子，如何从这样的封锁中逃脱，真的难以想像，听起来太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场景。不过之后这消息很快得到证实，光诚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弱点让看守对他放松了警惕，爬出了高墙，逃离自己的家，并在六个冒死相助的朋友的帮助下，以及政府围捕的紧急情势下，被迫躲进美使馆，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中国唯一的安全之地」就是美国使馆。光诚再次成为中外媒体的关注。此后，光诚因为家人受到中国政府的威胁而被迫走出美使馆，进入朝阳医院与家人相见。但他见过妻子了解情况之后，察觉自己一家都处在危险之中──中国政府没有兑现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希望能与家人暂时离开中国，到美国就医并休息一段时间，他已经十年没有度过一个周末了。目前，光诚透过《华盛顿邮报》透露：一位自称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官员曾到医院看望他，并询问了有关他家乡的情况，并明确表示当局将展开调查。这个下午光诚最终是否会去美国，我们仍要等看事态的发展，他的事件能否成为中国政改的契机，同样未有定论。无路如何，光诚，我会为你祷告！
陈光诚事件将这充满黑暗与恐怖的「警察国度」曝光在世人眼前。网络上的一些评论至情至性：「从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政府」，「中国唯一的安全之地──美国大使馆」……笔者认为其中最具讽刺性也最为深刻的要数旅英中国作家马健的评论。他说：「家──对社会而言，本属于私人家园。……没有一位剧作家会写出『盲人从家里出逃』的剧本。因为人们的思维从来就把返回家园当作美好结局。」2 今天，中国是强大了，严格来说是「中国政府强大了」。可是他们的强大，到底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什么呢？在陈光诚事件上所显明的答案是：他们的强大使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厚颜无耻地在全世界面前更赤裸裸地逼迫什至虐待一切的异见者，具体就表现在：他们可以把监狱直接设在了一个个异见者和维权人士的……家……里。对照之下，一个个与光诚有相似遭遇的异见者和维权人士，他们既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是在不公义面前勇敢地站出来为公义而战的「战士」。他们更像齐克果所描绘的「信仰骑士」，虽然从福音派神学立场我们不敢说他们就是信仰的骑士。
认识基督徒自己
在希特拉的时代，潘霍华曾经问过：「我们什么时候才愿意不只是照顾那些被轮子辗伤的人，而是勇敢地把一支棍子插进轮辐，制止它再伤人？」这里描绘的古代战车的「狂轮」代表了当时的纳粹政权，也代表任何残暴的专制政权。潘霍华的问题催逼着当时在希特拉的狰狞面前一步步退缩的一部分德国教会做出反省，也帮助催生了德国认信教会的产生。似乎今天陈光诚，这位比我们更接近于「信仰骑士」的盲人，同样用其言行提醒着我们──基督徒。
光诚曾说过「必须有人爲那些沉默的老百姓争取权利，我想那个人就是我。」 光诚毅然走上的这条近似十字架的道路，是中国基督徒很难走上的，却是他们本应该走上的，什至他们应该走得更远。「七年」──没有人身自由，即使对于信仰根基最好的基督徒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何况对于一个赤脚的盲人。请问：若是换了你我，我们会选择坚持还是选择哈腰？陈光诚的承担让我们很多基督徒汗颜。
笔者在中国南部省份的基督教家庭长大，深深感受到教会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前的萎缩文化对自己生命形态的持久影响。之后虽然通过读书，思想被启蒙，又受过神学教育，清楚明白真实的福音无法迴避社会公义与政治问题，却时常让自己的行动受阻于的恐惧。大陆教会面对公共领域的萎缩心态，有其历史原因，与其圣俗二分的信仰与神学传统纠缠不清。今日大陆基督徒需要勇敢地面对和克服。大陆教会的问题相对明晰，因此笔者不再过多着墨。
反观香港教会又如何？笔者了解到，这几年来香港一些教会、福音机构和神学院，与三自两会往来密切，并且频率仍在上升。来往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福音事工的「开放」，可是说白点，就是想得到中国政府的所谓「特许」，好像拿到一张国王所发的许可证一样，可以在三自教会「合法」地从事福音事工。可是因为害怕影响他们在大陆的事工，往往在中国家庭教会（比如北京守望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变得安静了，不愿意发出弟兄般的声音了。一次又一次，对福音事工果效的强调压过了与受苦弟兄的认同，也压过了对信仰自由的普世价值的主张。最为可惜的是，家庭教会的「不从国教运动」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现在流行与香港主流教会的是家庭与三自的「界限模糊运动」。
基于同样的原因，面对中国社会这几年频出的暴政，香港一些教会与机构也不愿意过问，更不用说与香港社会的民运团体一起发出抗议的声音。可想而知，整个香港主流教会对中国的人权、自由与民主的政治议题相当冷漠。不知要等到几时，香港教会才能与香港人民一起走上街头，共同抗议中共对刘晓波等知识分子、陈光诚与胡佳等维权人士、艾未未等有良心的艺术家的迫害，共同向中国政府发出政治改革的呼吁，共同要求温总理对象其整改的诺言，还港陆人民以尊严与自由。
笔者并非有意责骂香港教会，只是为了提出以下迫切的问题：福音事工的果效是否等同福音本身？福音本身是否能够整体性地排除政治议题？我们谈了很多福音与中国经济、福音与中国文化、福音与中国哲学、福音与中国历史等等，为什么偏偏在最需要的时候就是不谈福音与中国的人权、自由以及民主？一个整体性地排除政治的福音还是一个与我们的真实处境相关的真实福音吗？在今日中国政治急需改革的时期，如果我们不在意大陆人民真实的政治处境，我们所传的又如何不会变成传一个空洞无物的抽象的福音呢？
带着以上的问题，笔者邀请港陆的众教会，与港陆人民一切站在这历史性的关口，站在中国变革所处的这十字路口，面对这位维权的盲人和其他仍然被软禁着的维权律师及异见知识分子，重新望一望我们教会应该走的方向，想一想，一种普世华人期盼已久的、能成为全世界祝福的真正的「自由中国之变革」仍未出现，其原因是否在于一个问题仍未解决，即：中国的问题不是出不了伟人，而是出不了真实的基督教。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