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最近在「警察國度」裡，轟動上演的真實盲人版《肖申克的救贖》（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港譯《月黑高飛》），無論是在大陸、香港，包括筆者在內，都應該捫心自問：我是否能夠真正直面這位可敬的盲人？筆者嘗試從這一事件做一次神學反省，希望引發港陸基督徒的更多思考。
認識陳光誠
陳光誠，生活在山東省的一個農村，年幼失明，十八歲之前沒有上過學，後來靠自學成為律師，從事法律維權工作，幫助弱勢群體，特別是身體殘障人士。然而二○○五年因為揭發當地政府非人道地執行計劃生育計劃，包括強行對育齡婦女做節育手術、強迫超生孕婦墮胎等等惡劣行徑，陳光誠遭到當地政府的報復。二○○五年九月開始被逮捕，被軟禁。二○○六年八月被入獄，長達四年零三個月。去年九月出獄後，光誠仍然被限制人身自由，他與妻兒一直被軟禁在家中。當地政府在他家建起了四面高強，他家中到處佈滿監控攝像頭，安排了二十幾人在他家周圍廿四小時不間斷地監視，阻止一切探訪他的人。試圖探訪他的人多有遭到這些人的毆打，光誠與家人也遭受過暴力對待。甚至為了防止他挖地洞逃跑，這些人強行在他家的後花園澆上了水泥。王克勤老師在微博上的文章「探望陳光誠家人，我們被打出村莊」1 就詳述了光誠入獄期間為探望其家人而不得的經歷。
隨著光誠被軟禁，被剝奪被人探訪的權利已有九個月，因此漸漸淡出了媒體視線。然而最近網上突傳驚人消息：光誠出逃了，而且已經在一個百份之百安全的地方。一開始有人仍懷疑這消息是否真實，畢竟一個瞎子，如何從這樣的封鎖中逃脫，真的難以想像，聽起來太像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的場景。不過之後這消息很快得到證實，光誠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弱點讓看守對他放鬆了警惕，爬出了高牆，逃離自己的家，並在六個冒死相助的朋友的幫助下，以及政府圍捕的緊急情勢下，被迫躲進美使館，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中國唯一的安全之地」就是美國使館。光誠再次成為中外媒體的關注。此後，光誠因為家人受到中國政府的威脅而被迫走出美使館，進入朝陽醫院與家人相見。但他見過妻子了解情況之後，察覺自己一家都處在危險之中──中國政府沒有兌現與美國政府之間的協議，希望能與家人暫時離開中國，到美國就醫並休息一段時間，他已經十年沒有度過一個週末了。目前，光誠透過《華盛頓郵報》透露：一位自稱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官員曾到醫院看望他，並詢問了有關他家鄉的情況，並明確表示當局將展開調查。這個下午光誠最終是否會去美國，我們仍要等看事態的發展，他的事件能否成為中國政改的契機，同樣未有定論。無路如何，光誠，我會為你禱告！
陳光誠事件將這充滿黑暗與恐怖的「警察國度」曝光在世人眼前。網絡上的一些評論至情至性：「從沒有見過這麼不要臉的政府」，「中國唯一的安全之地──美國大使館」……筆者認為其中最具諷刺性也最為深刻的要數旅英中國作家馬健的評論。他說：「家──對社會而言，本屬於私人家園。……沒有一位劇作家會寫出『盲人從家裡出逃』的劇本。因為人們的思維從來就把返回家園當作美好結局。」2 今天，中國是強大了，嚴格來說是「中國政府強大了」。可是他們的強大，到底給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帶來了甚麼呢？在陳光誠事件上所顯明的答案是：他們的強大使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厚顏無恥地在全世界面前更赤裸裸地逼迫甚至虐待一切的異見者，具體就表現在：他們可以把監獄直接設在了一個個異見者和維權人士的……家……裡。對照之下，一個個與光誠有相似遭遇的異見者和維權人士，他們既是最普通的中國公民，也是在不公義面前勇敢地站出來為公義而戰的「戰士」。他們更像齊克果所描繪的「信仰騎士」，雖然從福音派神學立場我們不敢說他們就是信仰的騎士。
認識基督徒自己
在希特拉的時代，潘霍華曾經問過：「我們甚麼時候才願意不只是照顧那些被輪子輾傷的人，而是勇敢地把一支棍子插進輪輻，制止它再傷人？」這裡描繪的古代戰車的「狂輪」代表了當時的納粹政權，也代表任何殘暴的專制政權。潘霍華的問題催逼著當時在希特拉的猙獰面前一步步退縮的一部分德國教會做出反省，也幫助催生了德國認信教會的產生。似乎今天陳光誠，這位比我們更接近於「信仰騎士」的盲人，同樣用其言行提醒著我們──基督徒。
光誠曾說過「必須有人爲那些沉默的老百姓爭取權利，我想那個人就是我。」 光誠毅然走上的這條近似十字架的道路，是中國基督徒很難走上的，卻是他們本應該走上的，甚至他們應該走得更遠。「七年」──沒有人身自由，即使對於信仰根基最好的基督徒來說，都是難以忍受的。何況對於一個赤腳的盲人。請問：若是換了你我，我們會選擇堅持還是選擇哈腰？陳光誠的承擔讓我們很多基督徒汗顏。
筆者在中國南部省份的基督教家庭長大，深深感受到教會在社會公共領域面前的萎縮文化對自己生命形態的持久影響。之後雖然通過讀書，思想被啟蒙，又受過神學教育，清楚明白真實的福音無法迴避社會公義與政治問題，卻時常讓自己的行動受阻於的恐懼。大陸教會面對公共領域的萎縮心態，有其歷史原因，與其聖俗二分的信仰與神學傳統糾纏不清。今日大陸基督徒需要勇敢地面對和克服。大陸教會的問題相對明晰，因此筆者不再過多著墨。
反觀香港教會又如何？筆者了解到，這幾年來香港一些教會、福音機構和神學院，與三自兩會往來密切，並且頻率仍在上升。來往的目的當然是為了福音事工的「開放」，可是說白點，就是想得到中國政府的所謂「特許」，好像拿到一張國王所發的許可證一樣，可以在三自教會「合法」地從事福音事工。可是因為害怕影響他們在大陸的事工，往往在中國家庭教會（比如北京守望教會）遭受逼迫的時候變得安靜了，不願意發出弟兄般的聲音了。一次又一次，對福音事工果效的強調壓過了與受苦弟兄的認同，也壓過了對信仰自由的普世價值的主張。最為可惜的是，家庭教會的「不從國教運動」被認為是不必要的，因為現在流行與香港主流教會的是家庭與三自的「界限模糊運動」。
基於同樣的原因，面對中國社會這幾年頻出的暴政，香港一些教會與機構也不願意過問，更不用說與香港社會的民運團體一起發出抗議的聲音。可想而知，整個香港主流教會對中國的人權、自由與民主的政治議題相當冷漠。不知要等到幾時，香港教會才能與香港人民一起走上街頭，共同抗議中共對劉曉波等知識分子、陳光誠與胡佳等維權人士、艾未未等有良心的藝術家的迫害，共同向中國政府發出政治改革的呼籲，共同要求溫總理對象其整改的諾言，還港陸人民以尊嚴與自由。
筆者並非有意責罵香港教會，只是為了提出以下迫切的問題：福音事工的果效是否等同福音本身？福音本身是否能夠整體性地排除政治議題？我們談了很多福音與中國經濟、福音與中國文化、福音與中國哲學、福音與中國歷史等等，為甚麼偏偏在最需要的時候就是不談福音與中國的人權、自由以及民主？一個整體性地排除政治的福音還是一個與我們的真實處境相關的真實福音嗎？在今日中國政治急需改革的時期，如果我們不在意大陸人民真實的政治處境，我們所傳的又如何不會變成傳一個空洞無物的抽象的福音呢？
帶著以上的問題，筆者邀請港陸的眾教會，與港陸人民一切站在這歷史性的關口，站在中國變革所處的這十字路口，面對這位維權的盲人和其他仍然被軟禁著的維權律師及異見知識分子，重新望一望我們教會應該走的方向，想一想，一種普世華人期盼已久的、能成為全世界祝福的真正的「自由中國之變革」仍未出現，其原因是否在於一個問題仍未解決，即：中國的問題不是出不了偉人，而是出不了真實的基督教。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