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高官宣布要读神学，引发不少讨论；部份网上讨论认为林弟兄念神学是对神学的侮辱。笔者认为这些言论有部份反映对神学的误解。笔者认为任何人，（什至包括未信者、无神论者或其它宗教人士等，欧美大学或内地视之为宗教研究），也可读神学，因为这里我们理解的神学不是「专业知识或技能为要进入教会牧职」，乃是泛指「向神所作的研习或学问」。
倘若神学是人人可以参与的，每位信徒皆是神学工作者；我们要问的是：为何本港神学院校与课程增多，我们整体教会的神学思考却不见提升？又或我们的神学为何不能应对场景的需要？
笔者于一九九九年为龚立人所着《解放神学与香港困境》撰写了一篇〈从解放神学看香港教会的被掳与解放〉：「神学的思考，不是来自神学院的专业考究（笔者不敢否定「专业主义」研究的贡献），乃来自教会具体面对的挣扎；解放神学工作者强调教会与贫苦大众的生活，就是神学思考的泉源；透过真实的信仰体验，我们方能作出深刻的反省与批判。无可否认，香港神学教育在过往十多年内，有骄人的成绩，无论师资水平、课程类别、院舍设施与报读人数等，均见提升。神学教育普及化与优质化固然可喜，然而套用古铁热（Gustavo Gutierrez）眼光看教会与神学之间主次关系，笔者深感本港神学依然被掳于唯理化的框架内。试看本港数份中文神学期刊内容，文章针对本港（包括教会在内）具体处境而撰写的占数什少，多是讨论高深或宏伟的神学或释经课题。正因华人神学场景太辽阔、论点跨越时空，于是放诸四海皆照用无妨的思考，就变得不吃人间烟火、不切实际。在不少研讨会上，答案往往是神学工作者的谦称：『这是应用的问题，留待教牧处理。』而另一面则是教牧的谦称：『这是神学的问题，请教神学工作者指引。』彼此尊重对方的专长，不失为好事；然而此种划地为牢的分工，却造成现今神学与教会差距愈拉愈远，教牧的脑筋正好养懒，思考的责任就交给神学工作者吧 ! 」（81页）
华人教会把神学看得过份神圣与绝对，神学不是有关神的预先建构方程式，也不是一笔不会贬值的银行存款，可供随时取用。神学只是不完美的人向神与神所作之工的思考、祷告与经验。我的神学不是哪年毕业便哪年完成，我不断要修正我自以为识知的神学，其实所得知是有限。
神学并非一小撮神学工作者的专利，神学言语不一定是艰深莫名的词汇；任何信众对其场景进行反思、批判与整合，便是「做神学」。神学不能「只思只讲不做」，笔者信奉是「又做又思又讲」，即是我不是有了清楚答案才放心去做，乃是我容许即或犯错，「在做中学」总好过「只讲不做」。 当有某位名牧于华福大会内高谈某套「神学」是唯一与绝对的，他根本是对教会历史无知。任何尊重教会历史，我们得承认不同神学框架、取向与派别的存在，正反映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场景神的子民尝试在「做神学」，应对当时面对的挑战。
笔者不喜欢「处境神学」这个名称，神学必然要进入场景；同样笔者对「公共神学」存有保留。我们有否相对于「公共神学」的「私身神学」，若然神学的主体是神，他本身就构成了一切公共空间，也是公共而非地域之神，不能面对世界的神学只是一些教条或立场陈述。同样，我对「实用神学」或「实践神学」也是如此，神学包含了行动，所谓「知行合一」。
当然，有人喜欢做「公共神学」、「实用神学」、「处境神学」或 XX神学，笔者不会有兴趣在定义方面纠缠，人们喜欢怎样分门别类，就由它吧！问题是当华人教会跟随欧美神学把神学分割得愈「枝节化」，我们的神学思考与讨论便停留于枝节的处理。我们什少对现象背后呈现的价值或思潮作讨论，容易在一些枝节方面放大作讨论，近期 Lady Gaga的讨论正好反映。
又如美国有关「圣经无谬误」的神学讨论，放在香港场景；我们不曾有这些有关对圣经权威的问题，如美国自由派对圣经的理解。我们要问：「香港有哪间堂会表明是自由派的？」「社会福音」也是，本港从未出现过；又何来福音变质为「社会福音」？做神学，要问适切的问题，不能照搬外国的争论在本港土壤。华人教会只能产生文士式经学家，未能塑造有创意的神学家，正因为我们有太多人把神学视为「唯一而适用于整代各地的绝对真理」，神学只是对场景进行的信仰反思，杨牧谷可建构「厨房神学」、林瑞麟他日做「官场神学」、程翔则做「爱国神学」、黄毓民则做「刁民神学」，李卓人师承冯炜文好好做「工人神学」，郭炳江倘若遇上官非而万一坐牢，未尝不可做「地产神学」？这样，华人神学才有出头天！（待续）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