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高官宣佈要讀神學，引發不少討論；部份網上討論認為林弟兄唸神學是對神學的侮辱。筆者認為這些言論有部份反映對神學的誤解。筆者認為任何人，（甚至包括未信者、無神論者或其它宗教人士等，歐美大學或內地視之為宗教研究），也可讀神學，因為這裡我們理解的神學不是「專業知識或技能為要進入教會牧職」，乃是泛指「向神所作的研習或學問」。
倘若神學是人人可以參與的，每位信徒皆是神學工作者；我們要問的是：為何本港神學院校與課程增多，我們整體教會的神學思考卻不見提升？又或我們的神學為何不能應對場景的需要？
筆者於一九九九年為龔立人所著《解放神學與香港困境》撰寫了一篇〈從解放神學看香港教會的被擄與解放〉：「神學的思考，不是來自神學院的專業考究（筆者不敢否定「專業主義」研究的貢獻），乃來自教會具體面對的掙扎；解放神學工作者強調教會與貧苦大眾的生活，就是神學思考的泉源；透過真實的信仰體驗，我們方能作出深刻的反省與批判。無可否認，香港神學教育在過往十多年內，有驕人的成績，無論師資水平、課程類別、院舍設施與報讀人數等，均見提升。神學教育普及化與優質化固然可喜，然而套用古鐵熱（Gustavo Gutierrez）眼光看教會與神學之間主次關係，筆者深感本港神學依然被擄於唯理化的框架內。試看本港數份中文神學期刊內容，文章針對本港（包括教會在內）具體處境而撰寫的佔數甚少，多是討論高深或宏偉的神學或釋經課題。正因華人神學場景太遼闊、論點跨越時空，於是放諸四海皆照用無妨的思考，就變得不吃人間煙火、不切實際。在不少研討會上，答案往往是神學工作者的謙稱：『這是應用的問題，留待教牧處理。』而另一面則是教牧的謙稱：『這是神學的問題，請教神學工作者指引。』彼此尊重對方的專長，不失為好事；然而此種劃地為牢的分工，卻造成現今神學與教會差距愈拉愈遠，教牧的腦筋正好養懶，思考的責任就交給神學工作者吧 ! 」（81頁）
華人教會把神學看得過份神聖與絕對，神學不是有關神的預先建構方程式，也不是一筆不會貶值的銀行存款，可供隨時取用。神學只是不完美的人向神與神所作之工的思考、禱告與經驗。我的神學不是哪年畢業便哪年完成，我不斷要修正我自以為識知的神學，其實所得知是有限。
神學並非一小撮神學工作者的專利，神學言語不一定是艱深莫名的詞彙；任何信眾對其場景進行反思、批判與整合，便是「做神學」。神學不能「只思只講不做」，筆者信奉是「又做又思又講」，即是我不是有了清楚答案才放心去做，乃是我容許即或犯錯，「在做中學」總好過「只講不做」。 當有某位名牧於華福大會內高談某套「神學」是唯一與絕對的，他根本是對教會歷史無知。任何尊重教會歷史，我們得承認不同神學框架、取向與派別的存在，正反映著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不同場景神的子民嘗試在「做神學」，應對當時面對的挑戰。
筆者不喜歡「處境神學」這個名稱，神學必然要進入場景；同樣筆者對「公共神學」存有保留。我們有否相對於「公共神學」的「私身神學」，若然神學的主體是神，祂本身就構成了一切公共空間，也是公共而非地域之神，不能面對世界的神學只是一些教條或立場陳述。同樣，我對「實用神學」或「實踐神學」也是如此，神學包含了行動，所謂「知行合一」。
當然，有人喜歡做「公共神學」、「實用神學」、「處境神學」或 XX神學，筆者不會有興趣在定義方面糾纏，人們喜歡怎樣分門別類，就由它吧！問題是當華人教會跟隨歐美神學把神學分割得愈「枝節化」，我們的神學思考與討論便停留於枝節的處理。我們甚少對現象背後呈現的價值或思潮作討論，容易在一些枝節方面放大作討論，近期 Lady Gaga的討論正好反映。
又如美國有關「聖經無謬誤」的神學討論，放在香港場景；我們不曾有這些有關對聖經權威的問題，如美國自由派對聖經的理解。我們要問：「香港有哪間堂會表明是自由派的？」「社會福音」也是，本港從未出現過；又何來福音變質為「社會福音」？做神學，要問適切的問題，不能照搬外國的爭論在本港土壤。華人教會只能產生文士式經學家，未能塑造有創意的神學家，正因為我們有太多人把神學視為「唯一而適用於整代各地的絕對真理」，神學只是對場景進行的信仰反思，楊牧谷可建構「廚房神學」、林瑞麟他日做「官場神學」、程翔則做「愛國神學」、黃毓民則做「刁民神學」，李卓人師承馮煒文好好做「工人神學」，郭炳江倘若遇上官非而萬一坐牢，未嘗不可做「地產神學」？這樣，華人神學才有出頭天！（待續）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