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善乐堂堂主任
两年前，我曾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今年又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讲得太精彩，所以请我再讲？不然的话，就是因为题材敏感，讲员难请，于是勉为其难再请我讲。
在教会里，最难讲的题目，算是「圣诞」和「复活」，因为已经讲了两千年，再难有新意，所以，那些老牧师通常都会请「新丁」讲，表面上好像很看得起他们，内里其实是想听听他们有什么料子。相对地，「六四」这题目虽然比较敏感，但只讲了廿三年，应该比「圣诞」和「复活」容易讲。今天，我尝试将「复活」和「六四」放在一起，看看有什么火花。
最近，常常听闻有「平反六四」的风声，试想想，若于今年七月一日，在温家宝总理来香港主持CY就职礼之时，并同场宣布「平反六四」的消息，而CY席间情绪异常激动地说：「我等这消息已经廿三年了，我当年发的声明，真是没有白费！从今天开始，再没有建制派和反对派，只有英平一派！」
各位朋友，倘若这是事实，你会「收货」吗？你会接受吗？
自一九八九年以来，每年五、六月间，大家都会出来缅怀一番，写篇浪漫的祷文，或慷慨激昂的喊几句口号，讲讲当年自己是如何的英勇与投入，又或是说说当年自己只是个小孩子，跟着父母去参加游行和集会。今年，更多了一个「纪念馆」，供大家一家大细去参观怀念，但这些举措，只是更强化了「六四」已经成为过去，「六四」只是这历史长河中的一小部份。
而我一向认为，我们今天仍活在「六四」苦难的状态中，是现在进行式，而不是过去式。因此，我认为应建「记念馆」，而不是「纪念馆」。就像耶稣在最后晚餐时跟门徒说：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林前十一24）
是「记」念我，不是「纪」念我。因为复活的基督今天仍然活着。
当年，耶稣被钉十架，并没有引申出一个「平反」的问题，因为耶稣被钉死三天之后就复活了。耶稣复活前后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改变，可能更加恶劣，但耶稣的门徒和追随者的心境却改变了，从恐惧逃避变成理直气壮的为真理发声，纵然面对酷刑和极刑，也从不退缩，这就是复活的生命。
两千年来，福音得以广传，教会得以扩展，就是靠无数先辈的牺牲和摆上，诚如第二世纪教父特土良（拉丁文：Quinto Septimio Florente Tertuliano，英文： Tertullianus ，150 - 230）所言：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殉道者的血所流经的地方，是教会成长的地方。」
事实上，今天，仍有很多的民运人士和维权人士，被各种各样死亡的威吓所围困，我的好朋友北京作家余杰在国内遭绑架、受酷刑和被放逐，陈光诚多年来被无理监禁和监视、为豆腐渣工程受害人发声的谭作人仍身陷囹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然被囚，其妻刘震仍遭软禁，我们可以怎样去表达基督复活的生命呢？
有一齣电影启发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电影名为《地球不死人》（The Man From Earth）， 是改篇自科幻小说作家 Jerome Bixby 的遗作，整齣电影只有一个布景，加七个演员﹐情节全部发生在一间房里。
这电影的故事很简单，大学教授 John Oldman 宣布退休，他的一班同事在他的家中为他饯行。当中有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医生、宗教研究学者。其中一人笑他说：「为何John的样子能保持得那麽好，认识了他几十年也好像没有老过一般。」John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活了一万四千年的人，却永远保持着卅五岁的样貌，那会如何？」
电影向着这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发展，五位教授各用他们学科的专长，反覆审问 John 故事的真确性。最初只是当是游戏顺着玩，可是，当John说出愈来愈多的历史，众人开始对一直坚信的事实动摇，再也分不清John到底是讲真、还是讲假。
而我在想，其实，我也像电影中的John，好像曾活在历史中。辛亥革命时，我好像在现场，跟孙中山先生一起；耶稣被钉十架时，我也好像曾置身现场，见过十架下的马利亚和约翰。我们也像John一样，在不同年代生活过。这有点像古代信经（Creeds 326，Creeds）「圣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Fellowship 456，Fellowship）的说法。我们的肉身虽会衰残，但信仰却经过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因为上主将复活的生命放在教会，放在每一位信徒的生命中。
今天，中国内地贪腐和违反人权的情况，比一九八九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民间维权抗议的声音却不绝于耳。从天安门母亲到乌坎村抗争，从刘晓波到陈光诚，一直没有停止从，昔日有「黄雀」，今天有「珍珠」。
我们不要只陶醉在昔日的光境中，而对今天发生在身边不义的事情噤若寒蝉，这是死亡，而不是复活的生命。在保罗的神学中，基督的复活和受苦是不可分的，保罗说：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林前二2）
历世历代圣徒的复活生命，正正就是彰显在他们为对抗不义而承受的苦难中。
今天，是我的战友黄洋达为义入狱的第十天，在他入狱前的晚上，我特别拨电话给他，向他致谢与致敬，因他是为正义而入狱，也是为了香港的自由而入狱，他是为我们上十架的。因着黄洋达的入狱，标致着香港民主运动的新里程，不再只是游行、叫口号、发声名、签名和捐款等动作，而是要牺牲和付代价的，这正正是教会讲坛经常教导的。
今晚聚会的同时，在维多利亚港对岸的立法会大楼内，正进行拉布战，我呼吁大家在散会后可以去声援，身体力行的为公义发声，以对抗不义的议会机制。
「平反六四」，并不是靠当权者的一声宣告，乃是靠我们不断的向当权者活出复活生命的勇气，我相信这份勇气，在两岸四地（包括澳门），都是一样的，需要大家付出「入肉」的代价。
编按：本文为作者于五月十六日六四23周年纪念研讨会的发言稿，作者交付本刊刊出。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