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被中国政府定为「邪教」，一时引起「宗教自由」应否受政府「干预」的讨论，尤以在宗教圈中为甚。一般认为「宗教自由」是神圣的，政府不应干扰。
本文并非探讨中国司法对法轮功是否公正，也不是研究法轮功是否邪教。至於中国对待某个宗教（法轮功）是否公平，那是另一种具体研究的课题（不过愈禁愈邪是可以预见的，可能疏导是更好方法）。本文只想借法轮功事件讨论一个社会的切身问题——如果正常宗教活动出现问题，也就是有「邪教」出现时，政府介入或干预是否不恰当？
探讨这问题牵连甚广，但是在普遍皆认同宗教自由的言论下，本文提出一个少人谈及的角度，就是宗教经验本身因为具有某种盲目性（非贬义。宗教有一共通性，就是非以人的理性为最後依据），不是所有宗教团体都具有把经验纯化、超化和理性化的能力，因此有时教外（或政府）的介入或干预是有需要的。宗教「自由」是有局限性的。
难为正邪下分界
一、宗教「正」、「邪」难以釐定。一般宗教界以「宗教自由」为根据，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介入宗教事务。最近有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陈慎庆助理教授发表〈从宗教研究观点探讨中国对邪教的解释〉（《信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及十九日），这里提出该文，因为该文从宗教研究学角度探讨了「邪教」的定义；但是该文也采取一般宗教界反干预的论据，认为宗教事务（真伪、正邪问题）应以「宗教原则」判断（在西方社会邪教问题是由宗教界自行处理的），政府干预宗教事务是欠缺理据的。
一般宗教研究在为「邪教」下定义时，往往都未能黑白分明地「区别」何谓邪教。陈教授综合了一般宗教研究的发现，指出公认的「邪教」（cults）有两个共通点：一、信徒在行为上有强迫性；二、信徒的思想受控制。该文也指出，研究发现有不少邪教徒是「自愿」接受控制的，而「自愿性」正就是邪教徒「受控制」的结果，当局者迷的人无从分辨这是一种自发式的自愿还是受制式的自愿。换句话说，单从宗教经验便无从准确地界定其正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教外与教内难以建立真正的精神沟通。
笔者想从另一个角度界定邪教（假如我们认为世界上真有「邪教」的话）。邪教（和任何挂起宗教招牌的活动）极少是开宗明义作邪的，邪教在其邪性未露时往往是良善、光明的。据笔者所知，大多数邪教徒都是性情和善的人，我们根本不能单根据某个群体宣告的表面「信仰」定它为邪，不然，你可能至终发现邪教、正教的教义差别不大。
邪教徒日常生活如常人一般，但是在「羊群」心态下，便会显露出某些不健康（邪）思维和行为上，不过如果当事人没有作出极端的行为，判别标准是很相对而不明确的。至於邪教的「羊群」为甚麽容易盲从附和，这与「教主」（或领袖）拥有绝对或极高的「权力」（表现形式可以是感染力、驾驭力，或藉着教义施行的思想操纵）有密切关系。其实大多数宗教问题都是「权力」作怪。（权力危机在下文继续讨论。）
自我封闭易入「邪途」
有一件为宗教人士颇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但这是事实），就是在宗教现象上，我们所谓的「邪教」特徵往往也在「正教」找到端倪，只不过在程度和表达上较健康而已。邪教的羊群心理特徵明显，但不是很多正教徒也道听涂说吗？正教徒为宗教献身，邪教徒也这样做，只是他们表现得极端而不为社会所接受。邪教徒的思想易受强制和操控，但难道正教徒的思想完全是自己发明的吗？他们不也是非以理性为最後依据地（受感召）接受别人的教义吗？不是很多正教徒都是因为恐惧咒诅而不敢离教吗？
笔者主张，应从教派「心态」相对於社会的互动关系去了解该宗教发展方向的正邪，而非根据「组织」和「信仰」（邪教组织可能是严密而完善的，教义也吸引人）。历史上正教之正，在於这些宗教在与文化抗衡中能够开放思想系统，接受教外的批判和纠正，不断自我完善。而邪教之邪，是一种「物以类聚」、「固步自封」现象，在教主「权力」独大之下，教徒非理性思维的偏执性得不到疏导，遇邪愈邪，便走火入魔。
笔者敢作一个大胆初步定论：任何宗教组织如果不能健全地建立其「开放」性，变成「秘密」活动，或走向完全闭关政策，即使它初时信奉的是正统教义，也有条件变邪。一些教派与社会隔离，自己要从「大社会」脱离，建立「小社会」（人间天国），这其实便有「邪」倾向。（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参加政府注册的教会，私下组织会社，笔者以为这也是危险事情。）而一些曾被人视为邪教的团体，如果接受纠正，健康正常地发展，也能「改邪归正」。宗教团体如果不接受教外（社会或政府）的抗衡力量以优化自己，便很容易腐化（信众赋予教会的绝对权力能使教会的灵性腐化）。教会要能健康地生长，便需要不断汲取教外的互动抗衡力量去纠正自己，优化自己。
但是，是不是任何「宗教」都应该让它放任自由地发展，最後必成正果，这是值得疑问的。西方所谓「宗教自由」是不是神圣不可侵犯，这也是笔者所疑问的。
政府介入宗教正常现象
二、政府「介入」宗教属正常现象。思想单纯的宗教徒看宗教只属「心灵」经验，不涉政治，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在良善宗教经验背面经常出现一些可恶现象：因为宗教非以人的理性为信仰的「最後」依据，所以很容易被人利用，结合善男信女的思想「盲点」，化成「盲动」，凝聚成为非同小可的群众力量或政治势力。在经济理论上有所谓「剩馀利益」（fringe benefit），在群众运动上这是一种「剩馀权力」（fringe power，笔者所创名词）的衍生。
因为真正宗教徒都本着「善意」行事，如果这股「剩馀」盲动力得不到疏导的话，宗教徒可以成为「好心做坏事」的残忍刽子手，甚至以替天行道的心态摧毁文明（十字军杀戮回教徒），甚至推翻政府（太平天国）。纳粹党如果只崇拜希特勒为上帝，为德国民族救星绝对不算邪恶（基督徒不也奉耶稣为上帝吗？），但是当这种崇拜的盲动力化作清洗别的民族的信念时便十分可怕。一念成魔，一念成佛，宗教有时也会变成可怕的东西。
数千年来，宗教一直是「野心家」统战的对象。西方基督教会（欧、俄、英）一直便与统治者结缘，受政府荫庇：从好的角度看这是政府把宗教纳入政治的正轨，「扶植」宗教健康地成长；从坏的角度看这是野心家在宗教权力场上争霸。冷眼旁观，今天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势力」并无「中立」可言，各种宗教运动都在「呼应」背後的不同政治力量或观念。自以为没有政治取向的宗教徒，很多时在宗教运动中建立了政治取向并不自知。
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对宗教事务密切关注，甚至「插手」，这事完全可以理解。「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圣经）当然，究竟宗教徒应否接受政府的「介入」或「扶植」，这又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我不理解为甚麽很多宗教徒一谈到政府介入便产生一种「先验性」（a priori）的反抗。）在一片十三亿人口刚开放的土壤上，如果让任何「宗教」自由放任地发展，这种浪漫主义似乎是对中华民族完全不负责任。
但是，现代西方价值观将政府的任何宗教「干预」视为洪水猛兽，笔者倒以为这种激进「反干预」是另一种政治野心的表现（对非西方政治模式施压）。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中国人，很容易便将西方社会在某时空下行之有效的一些准则视为金科玉律，放诸四海而皆准（人权、自由、民主即为其一。宗教自由建立在人权基础上。）这也许是五四运动盲目西化的重蹈覆辙。谁不知道今天的西方在应用自己推销的概念时也采取双重标准！
宗教自由非绝对
三、现代「西方」的「宗教自由」未经历史考验。将「自由」当作一个崇高的追求理念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人将「宗教自由」当作一个超然、独立而绝对的概念去看，将任何「宗教」事物视为「政府」禁地，便是一种「绝对式」的宗教自由。
当美国的《独立宣言》在十八世纪写成时，人们对「宗教自由」一词还在雏形而空洞的理解阶段，以当时代的单纯文化环境来说，人们并未真正知道社会多元化的复杂性，也未可预见「邪教」在「宗教自由」下发展的可怕面目。从「阴谋论」看，与其说「宗教自由」保障了「信教者」的自由，不如说它更大地是保障「传教者」（或「创教者」）的自由（上文所谓「剩馀利益」概念），或者更具体地是保障某种「势力」存在或发展的自由！
宗教自由论指任何妨碍宗教「自由」发展的「政府」为霸权、独裁、专制，但是我们有否转过来看，「宗教自由」所保障的团体如果免疫不受到任何「外力」干预，它本身也可名正言顺地享受霸权、独裁、专制的腐败——不受任何控制，却可以运用教义和群众力量完全地控制教友的思想！这是另一种独裁危机。邪教之难以控制，正因为它充分利用了这种自由保障机制。
基督教圣经记载第一宗教会内的宗教瞒骗（使徒行传第五章），上帝的圣灵当场击毙了两个作弊者。只可惜我们今天看不见上帝天天在教会内这样施行这神迹。教徒在争取「自由」的同时，是否也祈求上帝对付那些传假宗教的骗徒。为甚麽政府的「干预」不可视为上帝儆恶惩奸之手？
绝对宗教自由论背後无形中有此假定：「任何」称为「宗教」的东西在「任何」社会都拥有「无限」发展的「绝对」权利（只要不犯法律），国家和社会有责任视「保障」任何形式宗教的传播为「天职」！按这思路，「宗教自由」其实是在鼓吹「宗教泛滥」的自由。在宗教市场供求下，宗教将会成为一种极普及的社会现象，这正是现今很明显的趋势。
创教现象成趋势
人心空虚，人民生活痛苦，社会不断孕育「创教」现象是可以预见的，十数人一小教派，千万人一大教派。将来会否产生一种新职业叫做「创教」？(具备群众魅力者便可创教。)大学里是否需要增设「创教」课程，以补其理论不足？将来媒体新「偶像」会否不是黎明、张学友，而是在镁光之下劲歌热舞的黎上师、张妙师（台湾已有这现象）？有一天，当一个小家庭有四、五种不同宗教，一间千人中学有三百种宗教时，社会学家会不感到头痛吗？
我们今天所尊重、保护的伟大「宗教」，是人类先祖久远文明积淀的结果，经历无数年代的提升和优化，受过无数灾劫的去芜存菁、汰弱（劣）留强（优）。我们尊重这些宗教，因为它们具有值得人们敬仰之处。那些津津乐道於开山设教者，何不让历史去筛选他们的抱负？
耶稣、佛祖只知悯世为怀，他们似乎没有发动过组织力量去「创教」（只是後世门徒把他们发扬），他们对群众「势力」也不感兴趣。今天将「宗教」当作一种「势力」去争取，本身便与宗教精神相违。宗教情操较一般人文情操为高，或者就在宗教的「舍己」。耶稣、佛祖的精髓不在「争」，而在「舍」。宗教的至高境界在生命之成圣，而不在於扰扰攘攘的群众运动诉求。假如宗教上的「自由」会成为社会的「祸害」，愚见以为至高宗教精神将愿意舍弃「小我」自由，成全「大我」（社会）福祉。
绝对自由论者好像又有一个假定：任何称为「宗教」的东西一定具备美好本质，一定有自我优化能力，终能修成正果，应该让人人有选择它的自由。但现实里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负责任的政府有健康的文化政策，不让低劣文化滋长（如童党、滥交、吸大麻、酗酒、豪赌、瘾僻等虽非犯法，但是政府会用方法阻止其广传），那麽为甚麽政府绝对不可以参与或干预宗教（邪教在内）的发展？
应求反思本质 不在争取自由
其实西方基督教社会千多年来并没有真正实行宗教自由，希伯来文化也不实行宗教自由，中国文化不用说。绝对式的「宗教自由」是近二、三百年西方理性运动的产品，现今西方那种完全放任式的宗教发展是一种「宗教放任」，对於社会是祸是福，还未能够下定论。
笔者以为，宗教运动便含有「当局者迷」的「盲性」，当局者清者很少。如果出现问题，本身含有价值取向的「宗教」团体有否足够的超越反省能力去分辨和处理其他教派之正邪，是成疑问的——即使能够「分辨」，能否「处理」又是另一个问题。容许政府介入，对各种宗教的发展加以某种程度的监察和制衡，可能是可行方法。是否「任何」宗教在「任何」时空下都应该享有「无限」发展的「空间」？这是值得商榷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罗兰夫人）
廿一世纪的宗教问题似乎不是「争取」自由的问题，而是反思宗教自由「本质」的问题，以及宗教自由应不应该受「制衡」的问题，当然，这已非本文所能处理的範围了。
（分题为编者所加）
（第六四五期，二○○○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