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被中國政府定為「邪教」，一時引起「宗教自由」應否受政府「干預」的討論，尤以在宗教圈中為甚。一般認為「宗教自由」是神聖的，政府不應干擾。
本文並非探討中國司法對法輪功是否公正，也不是研究法輪功是否邪教。至於中國對待某個宗教（法輪功）是否公平，那是另一種具體研究的課題（不過愈禁愈邪是可以預見的，可能疏導是更好方法）。本文只想借法輪功事件討論一個社會的切身問題——如果正常宗教活動出現問題，也就是有「邪教」出現時，政府介入或干預是否不恰當？
探討這問題牽連甚廣，但是在普遍皆認同宗教自由的言論下，本文提出一個少人談及的角度，就是宗教經驗本身因為具有某種盲目性（非貶義。宗教有一共通性，就是非以人的理性為最後依據），不是所有宗教團體都具有把經驗純化、超化和理性化的能力，因此有時教外（或政府）的介入或干預是有需要的。宗教「自由」是有局限性的。
難為正邪下分界
一、宗教「正」、「邪」難以釐定。一般宗教界以「宗教自由」為根據，反對政府以任何形式介入宗教事務。最近有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陳慎慶助理教授發表〈從宗教研究觀點探討中國對邪教的解釋〉（《信報》，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及十九日），這裏提出該文，因為該文從宗教研究學角度探討了「邪教」的定義；但是該文也採取一般宗教界反干預的論據，認為宗教事務（真偽、正邪問題）應以「宗教原則」判斷（在西方社會邪教問題是由宗教界自行處理的），政府干預宗教事務是欠缺理據的。
一般宗教研究在為「邪教」下定義時，往往都未能黑白分明地「區別」何謂邪教。陳教授綜合了一般宗教研究的發現，指出公認的「邪教」（cults）有兩個共通點：一、信徒在行為上有強迫性；二、信徒的思想受控制。該文也指出，研究發現有不少邪教徒是「自願」接受控制的，而「自願性」正就是邪教徒「受控制」的結果，當局者迷的人無從分辨這是一種自發式的自願還是受制式的自願。換句話說，單從宗教經驗便無從準確地界定其正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教外與教內難以建立真正的精神溝通。
筆者想從另一個角度界定邪教（假如我們認為世界上真有「邪教」的話）。邪教（和任何掛起宗教招牌的活動）極少是開宗明義作邪的，邪教在其邪性未露時往往是良善、光明的。據筆者所知，大多數邪教徒都是性情和善的人，我們根本不能單根據某個群體宣告的表面「信仰」定它為邪，不然，你可能至終發現邪教、正教的教義差別不大。
邪教徒日常生活如常人一般，但是在「羊群」心態下，便會顯露出某些不健康（邪）思維和行為上，不過如果當事人沒有作出極端的行為，判別標準是很相對而不明確的。至於邪教的「羊群」為甚麼容易盲從附和，這與「教主」（或領袖）擁有絕對或極高的「權力」（表現形式可以是感染力、駕馭力，或藉著教義施行的思想操縱）有密切關係。其實大多數宗教問題都是「權力」作怪。（權力危機在下文繼續討論。）
自我封閉易入「邪途」
有一件為宗教人士頗不願意接受的事情（但這是事實），就是在宗教現象上，我們所謂的「邪教」特徵往往也在「正教」找到端倪，只不過在程度和表達上較健康而已。邪教的羊群心理特徵明顯，但不是很多正教徒也道聽塗說嗎？正教徒為宗教獻身，邪教徒也這樣做，只是他們表現得極端而不為社會所接受。邪教徒的思想易受強制和操控，但難道正教徒的思想完全是自己發明的嗎？他們不也是非以理性為最後依據地（受感召）接受別人的教義嗎？不是很多正教徒都是因為恐懼咒詛而不敢離教嗎？
筆者主張，應從教派「心態」相對於社會的互動關係去了解該宗教發展方向的正邪，而非根據「組織」和「信仰」（邪教組織可能是嚴密而完善的，教義也吸引人）。歷史上正教之正，在於這些宗教在與文化抗衡中能夠開放思想系統，接受教外的批判和糾正，不斷自我完善。而邪教之邪，是一種「物以類聚」、「固步自封」現象，在教主「權力」獨大之下，教徒非理性思維的偏執性得不到疏導，遇邪愈邪，便走火入魔。
筆者敢作一個大膽初步定論：任何宗教組織如果不能健全地建立其「開放」性，變成「祕密」活動，或走向完全閉關政策，即使它初時信奉的是正統教義，也有條件變邪。一些教派與社會隔離，自己要從「大社會」脫離，建立「小社會」（人間天國），這其實便有「邪」傾向。（現在中國大陸有很多基督徒不願意參加政府註冊的教會，私下組織會社，筆者以為這也是危險事情。）而一些曾被人視為邪教的團體，如果接受糾正，健康正常地發展，也能「改邪歸正」。宗教團體如果不接受教外（社會或政府）的抗衡力量以優化自己，便很容易腐化（信眾賦予教會的絕對權力能使教會的靈性腐化）。教會要能健康地生長，便需要不斷汲取教外的互動抗衡力量去糾正自己，優化自己。
但是，是不是任何「宗教」都應該讓它放任自由地發展，最後必成正果，這是值得疑問的。西方所謂「宗教自由」是不是神聖不可侵犯，這也是筆者所疑問的。
政府介入宗教正常現象
二、政府「介入」宗教屬正常現象。思想單純的宗教徒看宗教只屬「心靈」經驗，不涉政治，這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在良善宗教經驗背面經常出現一些可惡現象：因為宗教非以人的理性為信仰的「最後」依據，所以很容易被人利用，結合善男信女的思想「盲點」，化成「盲動」，凝聚成為非同小可的群眾力量或政治勢力。在經濟理論上有所謂「剩餘利益」（fringe benefit），在群眾運動上這是一種「剩餘權力」（fringe power，筆者所創名詞）的衍生。
因為真正宗教徒都本著「善意」行事，如果這股「剩餘」盲動力得不到疏導的話，宗教徒可以成為「好心做壞事」的殘忍劊子手，甚至以替天行道的心態摧毀文明（十字軍殺戮回教徒），甚至推翻政府（太平天國）。納粹黨如果只崇拜希特勒為上帝，為德國民族救星絕對不算邪惡（基督徒不也奉耶穌為上帝嗎？），但是當這種崇拜的盲動力化作清洗別的民族的信念時便十分可怕。一念成魔，一念成佛，宗教有時也會變成可怕的東西。
數千年來，宗教一直是「野心家」統戰的對象。西方基督教會（歐、俄、英）一直便與統治者結緣，受政府蔭庇：從好的角度看這是政府把宗教納入政治的正軌，「扶植」宗教健康地成長；從壞的角度看這是野心家在宗教權力場上爭霸。冷眼旁觀，今天世界上的各種宗教「勢力」並無「中立」可言，各種宗教運動都在「呼應」背後的不同政治力量或觀念。自以為沒有政治取向的宗教徒，很多時在宗教運動中建立了政治取向並不自知。
改革開放中的社會主義中國對宗教事務密切關注，甚至「插手」，這事完全可以理解。「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聖經）當然，究竟宗教徒應否接受政府的「介入」或「扶植」，這又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我不理解為甚麼很多宗教徒一談到政府介入便產生一種「先驗性」（a priori）的反抗。）在一片十三億人口剛開放的土壤上，如果讓任何「宗教」自由放任地發展，這種浪漫主義似乎是對中華民族完全不負責任。
但是，現代西方價值觀將政府的任何宗教「干預」視為洪水猛獸，筆者倒以為這種激進「反干預」是另一種政治野心的表現（對非西方政治模式施壓）。接受西方文化洗禮的中國人，很容易便將西方社會在某時空下行之有效的一些準則視為金科玉律，放諸四海而皆準（人權、自由、民主即為其一。宗教自由建立在人權基礎上。）這也許是五四運動盲目西化的重蹈覆轍。誰不知道今天的西方在應用自己推銷的概念時也採取雙重標準！
宗教自由非絕對
三、現代「西方」的「宗教自由」未經歷史考驗。將「自由」當作一個崇高的追求理念並沒有問題，但問題是人將「宗教自由」當作一個超然、獨立而絕對的概念去看，將任何「宗教」事物視為「政府」禁地，便是一種「絕對式」的宗教自由。
當美國的《獨立宣言》在十八世紀寫成時，人們對「宗教自由」一詞還在雛形而空洞的理解階段，以當時代的單純文化環境來說，人們並未真正知道社會多元化的複雜性，也未可預見「邪教」在「宗教自由」下發展的可怕面目。從「陰謀論」看，與其說「宗教自由」保障了「信教者」的自由，不如說它更大地是保障「傳教者」（或「創教者」）的自由（上文所謂「剩餘利益」概念），或者更具體地是保障某種「勢力」存在或發展的自由！
宗教自由論指任何妨礙宗教「自由」發展的「政府」為霸權、獨裁、專制，但是我們有否轉過來看，「宗教自由」所保障的團體如果免疫不受到任何「外力」干預，它本身也可名正言順地享受霸權、獨裁、專制的腐敗——不受任何控制，卻可以運用教義和群眾力量完全地控制教友的思想！這是另一種獨裁危機。邪教之難以控制，正因為它充分利用了這種自由保障機制。
基督教聖經記載第一宗教會內的宗教瞞騙（使徒行傳第五章），上帝的聖靈當場擊斃了兩個作弊者。只可惜我們今天看不見上帝天天在教會內這樣施行這神蹟。教徒在爭取「自由」的同時，是否也祈求上帝對付那些傳假宗教的騙徒。為甚麼政府的「干預」不可視為上帝儆惡懲奸之手？
絕對宗教自由論背後無形中有此假定：「任何」稱為「宗教」的東西在「任何」社會都擁有「無限」發展的「絕對」權利（只要不犯法律），國家和社會有責任視「保障」任何形式宗教的傳播為「天職」！按這思路，「宗教自由」其實是在鼓吹「宗教泛濫」的自由。在宗教市場供求下，宗教將會成為一種極普及的社會現象，這正是現今很明顯的趨勢。
創教現象成趨勢
人心空虛，人民生活痛苦，社會不斷孕育「創教」現象是可以預見的，十數人一小教派，千萬人一大教派。將來會否產生一種新職業叫做「創教」？(具備群眾魅力者便可創教。)大學裏是否需要增設「創教」課程，以補其理論不足？將來媒體新「偶像」會否不是黎明、張學友，而是在鎂光之下勁歌熱舞的黎上師、張妙師（台灣已有這現象）？有一天，當一個小家庭有四、五種不同宗教，一間千人中學有三百種宗教時，社會學家會不感到頭痛嗎？
我們今天所尊重、保護的偉大「宗教」，是人類先祖久遠文明積澱的結果，經歷無數年代的提升和優化，受過無數災劫的去蕪存菁、汰弱（劣）留強（優）。我們尊重這些宗教，因為它們具有值得人們敬仰之處。那些津津樂道於開山設教者，何不讓歷史去篩選他們的抱負？
耶穌、佛祖只知憫世為懷，他們似乎沒有發動過組織力量去「創教」（只是後世門徒把他們發揚），他們對群眾「勢力」也不感興趣。今天將「宗教」當作一種「勢力」去爭取，本身便與宗教精神相違。宗教情操較一般人文情操為高，或者就在宗教的「捨己」。耶穌、佛祖的精髓不在「爭」，而在「捨」。宗教的至高境界在生命之成聖，而不在於擾擾攘攘的群眾運動訴求。假如宗教上的「自由」會成為社會的「禍害」，愚見以為至高宗教精神將願意捨棄「小我」自由，成全「大我」（社會）福祉。
絕對自由論者好像又有一個假定：任何稱為「宗教」的東西一定具備美好本質，一定有自我優化能力，終能修成正果，應該讓人人有選擇它的自由。但現實裏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負責任的政府有健康的文化政策，不讓低劣文化滋長（如童黨、濫交、吸大麻、酗酒、豪賭、癮僻等雖非犯法，但是政府會用方法阻止其廣傳），那麼為甚麼政府絕對不可以參與或干預宗教（邪教在內）的發展？
應求反思本質 不在爭取自由
其實西方基督教社會千多年來並沒有真正實行宗教自由，希伯來文化也不實行宗教自由，中國文化不用說。絕對式的「宗教自由」是近二、三百年西方理性運動的產品，現今西方那種完全放任式的宗教發展是一種「宗教放任」，對於社會是禍是福，還未能夠下定論。
筆者以為，宗教運動便含有「當局者迷」的「盲性」，當局者清者很少。如果出現問題，本身含有價值取向的「宗教」團體有否足夠的超越反省能力去分辨和處理其他教派之正邪，是成疑問的——即使能夠「分辨」，能否「處理」又是另一個問題。容許政府介入，對各種宗教的發展加以某種程度的監察和制衡，可能是可行方法。是否「任何」宗教在「任何」時空下都應該享有「無限」發展的「空間」？這是值得商榷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羅蘭夫人）
廿一世紀的宗教問題似乎不是「爭取」自由的問題，而是反思宗教自由「本質」的問題，以及宗教自由應不應該受「制衡」的問題，當然，這已非本文所能處理的範圍了。
（分題為編者所加）
（第六四五期，二○○○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