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是香港教会的邻舍？
这是一个极难处理的论题。
所谓难，乃在于按一般的基督教信仰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履行主耶稣的教导，爱邻舍。但我不得不问︰谁是我的邻舍？现在问这问题的是「我」──「邓绍光」，或者我们可以扩阔一点，「我」是《时代论坛》这个群体，那么，对于「邓绍光」或《时代论坛》来说，谁是我的邻舍？是我身边的香港人？还是透过自由行政策从内地那边过来的中国其他省份的人？
再扩阔一点来问，对于「香港的教会」，谁是「香港的教会」的邻舍？面对这个问题，「香港教会」会怎样回答？我在这里不想那么快就表示要站在那一边︰香港还是内地，或者很快就抛出一些我们还没有深思的答案，好像「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因此，我退后一步去问︰对于「我」来说，不是对于香港人来说，谁是我的邻舍？对于「香港的信仰群体」来说，谁是「香港的信仰群体」的邻舍？
香港社会在近日的族群冲突里，其实涉及一个主体性的难题，这个难题只有在退后一步，抽离一点，才能稍为看得清楚。如果我把香港人和基督徒的身份重叠起来，然后以基督教信仰出发，那就不免要求香港人学习主耶稣的教导︰爱邻舍、爱有需要帮助的人。这样子的思维，不免预设了从内地来港旅游消费投资的也好，产子的也好，都是有需要帮助的人，而香港本土的人就被设定为没有需要帮助的人，什或可能被认为拥有丰裕资源分给香港这个城市以外的其他中国人。但是这个预设是否合理？我们是否可以预设香港人与内地人这两个不同的族群之间这样的一种帮助与被帮助的关系？抑或问题可以更为复杂？例如在香港内部也有不少需要帮助的低下阶层、N无人士。
教会首先是一个信仰群体，她所忠于的只是耶稣基督。严格来说，她并不效忠地上任何一个族群，她首要的工作并不是急于指点其他族群要爱邻舍，而是自己需要去问自己︰谁是我邻舍？是住在香港的居民？哪一些居民？还是那些短暂来港的中国人士？哪一些来港人士？抑或两者都是？这样把问题转移到教会身上，是尝试不预设香港必定是一个接待的主体，内地乘客是一个被接待的客体。如果不是这样，就难免过早定性彼此之间的关系了，进而由此作出判断也有欠公允。
二、接待主体的底线——真正的接待
即或我们坚持从信仰出发思考，可是我们是否首先需要反省何谓「接待」？何谓「接待主体」？何谓「接待伦理」？而不可随便把这些词汇用语套在香港的社会要求其实践行「接待」，以「接待主体」的身份践行「接待的伦理」。「接待」涉及开放、敞开，「接待」是开放，敞开自己，让他者进入自己的生活之中。这他者是跟「我」不一样的，「我」也跟他者不一样的。当然，这种不一样是相对的，譬如说，对于「旺角」来说，「中环」就是他者；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然而，对于包括「旺角」及「中环」在内的「香港」，「中国内地」就是他者，反之亦然。问题是，在开放、敞开之馀，究竟「我」这个「接待主体」的底线在哪里？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讲及「接待主体」的底线？为什么我们不能只讲无条件、无底线的敞开、开放？原因很简单，当「我」无条件、无底线的敞开、开放，「我」还是「我」吗？当「我」无条件、无底线的敞开、开放，「我」就可能完全被异于自己的「他者」吞噬、同化，而丧失「自我」，那「我」在哪里呢？这不单涉及「接待主体」的身份问题，也涉及「接待伦理」是否可能的问题。
我们还可深入地从被接待者那方面来思考这种「接待伦理」。在接待伦理的践行之中，我们说不可以扭曲、吞噬、同化被接待的他者，但是我们是否容许这个异于自己的他者无限地侵占「我」自己的生活？若果不限制这异己的他者的无限扩张，是否消极地助长这个异己的他者对「我」这个异己的他者的压迫和伤害？这不单容让自己被扭曲、吞噬，并且造就「他者」的异化和扭曲。再进一步而言，若以近日内地孕妇冲关产子的个案来说，则更出再现一种双重危害生命的危险︰临近生产孕妇的生命危险与其所怀有的婴儿的危险。这是一种不惜冒着双重生命危险而有的举动。但这种举动是否必要的？或许其必要性是一种迫使香港医疗工作者不得不首先投入资源施以抢救的必要性；这是一种透过危害自己（和胎儿）的生命来胁迫他人的「魔化」举动。基督教的「接待伦理」必须同时考虑这种情况来反省何谓「接待」。
三、接待伦理的限制
我不知道以上两点可以在政府的政策上带来什么有帮助的指引。我不知道以上两点可以在前线的医护人员的工作上带来什么帮助。这将会是更为困难的思考难题。禢志伟博士提醒笔者这方面的难题，特别是「接待伦理」能否对制定实际的前线医护行动的指引，有具体的帮助。从现实的境况来看，面对临盆产妇的冲关这种涉及生命危险的情况：双重的生命危险，其实不得不第一时间予以救援，根本不可能根据上面的讨论来决定是否给予援手，因为在生死面前，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另一群需要被帮助的邻舍：我们的前线医护人员，以及其他本地有需要的产妇！
那么，这样的伦理思考，真的一无是处？面对中国及香港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上述的「接待伦理」，真的没有地方用得上吗？根据这种「接待伦理」，政府更高层的官员，他们是否可以在其他相关的政策上和措施上，堵截这种临盆产妇冲关的局面？堵截这些临盆的产妇没有机会或至少减少机会冲关？基督教的接待伦理看来并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直接的政策、措施，来处理双非临盆产妇的冲关，只能作为一种信仰框架或伦理框架来看待，审视「我」、「你」的关系，或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之间的关系，所处理的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而非某些突发的生死攸关的事件。或者，更准确地说，「接待伦理」提供的是在怎样的「你」、「我」关系之中，才不会使得「我」、「你」陷在一种扭曲、异化的境况之中，而得以在彼此交往之中互相保有自己差异性，但这是一种「如何可能」或「可能条件」的讨论，并没有进入如何操作的探索。具体的例子就是上文所谓的某一刻双非临盆产妇冲关，我们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才能得以互相保有自己的差异性，而不会陷进一种双方都扭曲、异化的境况之中？
四、政府的角色：防止异化与成魔
最后，我的题目是「族群差异里的信仰行动」。但我上面的讲论，是否回应了这个题目？抑或带来更多的伦理思考？没错，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如果要说什么信仰行动，也只能是信仰的伦理行动。除了上述所谓的香港社会与内地来港自由行的中国族群之间的伦理关系，我们是否也需要对香港政府作出要求履行其政府的政治伦理责任？在信仰上我们可以合理并合法地要求政府按照其承诺，履行保护香港社会的责任。信仰的伦理行动，因此，可以首先去问︰谁是我的邻舍？跟着就是去问︰这个「需要帮助的邻舍，我可以怎样去帮助？」这个「我可以怎样去帮助」的问题，涉及需要被帮助的对象其政府的责任，因此，「我」的其中一种帮助的方式，是要求其政府履行其保护其公民的政治伦理责任，这是其政府所承诺的。但这并不排除信例仰群体其他的帮助，只是要求政府尽上其对其公民的政治伦理责任，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某些事情，例如上面所讲的双非临盆产妇闯关的情况，只能在政府层面的政策和措施，防止她们来港产子，才有可能解决。
如果站在「接待伦理」的角度，该怎样理解这种信仰的伦理行动？这是否「信仰群体」对有需要的邻舍的接待呢？在帮助香港社会这个群体在接待中国内地社会的群体的时候，既能敞开、开放自己的同时，不会被扭曲、伤害、吞噬、同化，又能帮助中国内地社会的群体在跟香港这个跟其不一样的社会打交道时，不会沦为霸占、抢掠、侵占的主体，从而异化、扭曲自己，以致「成魔」。在这里，信仰群体要求信仰群体生活所在的政府，履行其许诺的政治伦理责任，正如上述所言，是合理和合法的。信仰群体在提问︰「谁是我的邻舍？」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信仰的伦理行动，信仰群体这个提问，不必要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两者可以同时是信仰群体的邻舍，都各有需要。信仰群体只有不断辨别两个文化差异的群体在交往时所出现的种种实际问题，并且进而辨别哪些只有在政治政策和措施的层面上，方才有可能解决。这种辨识亦是一个信仰的伦理行动。然后，信仰群体需要尽上爱邻舍的责任，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她所在的政府在政策和措施的层面上工作，解决两地族群之间因交往而生起的异化、扭曲的境况，上述信仰群体的一连串行动，都是一种爱邻舍的信仰伦理行动。
在这里需要立即补充及强调的是，要求政府在政策和措施的层面上，来解决族群之间因差异而来的矛盾和冲突，必须小心辨识哪些事件可以、哪些事件不可以。在前者的事件之中，政策和措施在哪些方面可以施行、哪些方面不可以施行。就双非临盆产妇个案来说，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应在于防止或大量减少她们来港产子的机会（这是入境的问题），而不是在于给予前线医护人员指引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接收、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接收这些即将临盆的产妇。站在信仰的立场，医护人员不应因着各种理由而拒绝对有需要的病人施以援手。事实上，今日的中港两地的族群矛盾、冲突，不能不说跟政府无关。政府的移民政策、人口政策、经济政策、医疗政策、教育政策、旅游政策……莫不让更多内地族群透过合法途径来港。据有关消息透露，政府早于二○○六年已经订下了清晰的人口政策，而让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正是计划的一部份。此外再加上医疗产业在这几年的大力推动，以配合政府订下的人口政策，自然出现了相应的后果。这样看来，要求政府循政策方面作出回应，是必然而合理的。
五、列维勒斯：责任之外对第三者的公义
最后我想引用列维勒斯（Emmanuel Levinas）这位强调、倡议接待他者的伦理的现象家的看法，让大家继续思考。
「我们的责任是无限的（infinite），其本身是无界限约束的，但公义（justice）却限制这责任，而因为这个原因，『我把自己从不可抗拒邪恶这念头分离出来』（I separate myself from the idea of nonresistance to evil）。原则上，每个人都对我有要求，我也无时无刻对每一个人在每一方面都负责任。但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群组成一个机构压迫另外一个，那么我对那受害的一方所具有的责任，就胜于那些压迫他人的，而我必需尽所能反对、抗议压迫。」（Michael L. Morga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mmanuel Levin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0）
编按：本文由作者整理自他于二○一二年三月五日晚「中港矛盾的解读与反思」公开讲座的发言稿。聚会由《时代论坛》主办，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协办。当晚包括作者在内的讲员现场录影，见本报网站【聚会实况】。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