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晓波在法庭上「美国敌人」的最后陈述，还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是：你都被人家投进监狱了，人家就是把你当作敌人，你却仍然标榜不将人家当作敌人，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撇开某些恶意的攻击不论，从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到近年来积极参与维权活动的艺术家艾未未等人，这些与刘晓波有过或多或少交往的朋友，都对其「我没有敌人」的宣告持否定性的看法。网上有人以还「无敌派」来嘲讽刘晓波及其支持者。其实，这些批评者既不清楚这一观点的上下文和具体语境，也对刘晓波二十年来思路和理念缺乏了解。他们的批评是轻率和片面的。
对于刘晓波的「无敌论」，评论家一平阐发说：「要理解刘晓波的这句话，需要完整地理解他的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恨的政治理念，『我没有敌人』是『三非』理念的简练表达。……面对暴虐的政权，他始终倡导和平转型，坚持理性、非暴力；他寄希望于民间，但是告诫反对派面对暴虐，要有超常的勇气，要承担磨难，要仁爱、尊严、宽容。『我没有敌人』是他面临暴虐权力施加的重刑，对他二十年来所坚持的信念的再次表达。」1换言之，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惺惺作态，背后是他长期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
在八九学运中，刘晓波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名为《我们的要求：校园内的自由论坛》， 其中就写道：「中国的民主，必须以消除『敌人意识』为前提，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没有敌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一切为争取 民主而奋斗的人士，莫让仇恨毒化了你的智慧。」在六月二日发布的《「六二」绝食宣言》中，他更是反复强调「放弃敌人意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这使得该文本具有了「不仅是为此次运动而写」的历史超越性。
即便放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这样的呼吁仍未过时，什至更加重要和紧迫。当下中国社会的暴戾之气比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有增无减。放弃暴力比施行暴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宣称「我没有敌人」比宣称「我有敌人」需要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的宣告，源于他内心深处深沉博大的宗教情怀，尤其是长期以来基督教信仰对他的影响。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就对基督教文化有了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思考，在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他找到了一剂让中国起死回生的解药：「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2他在梳理西方思想史时发现，基督教因素始终是一条主线：「对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种纯粹的超越性追求，对上帝的忏悔中，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正是天堂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世的庸俗、懦弱。对人自身的否定和批判，是基督教贡献 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西方的近现代人所具有的职业精神、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都来自基督教神学。」3刘晓波在「八九」前夕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书名就叫《赤身裸体，走向上帝》。此书还未上市就被收回销毁，未能对中国文化界产生正面影响。
在八九民运中，刘晓波多次提及，他发起绝食乃是为了「走向上帝」。他说：「八十年 代，圣奥古斯丁《忏悔录》是我最喜欢的经典之一，读过多遍，使我生命中追随圣迹的冲动变成了自觉的信仰欲望。4然而，他却未能真正走向十字架。刘晓波的老朋友、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精英们的致命弱点：「中国的精英们都想当殉难的耶稣，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英雄。但是他们不愿被永远钉在十字架上，而 是钉了一会儿就要被扶下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下十字架。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或叫有中国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难者。」 5
由此，刘晓波意识到，没有上帝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自我无限化」及「缺乏对人内在限 制的觉醒」两大致命的后果。由于对人的局限性缺乏警醒，中国缺乏原罪观念，中国人缺乏忏悔精神。「我相信，忏悔和认罪之时的人是最虔诚、最透明、最富于生命力和激情的。」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满足于今世。他们寻求物质上的满足；无需求助于上帝，从而无需求助于饶恕或救赎。
在被关押在大连劳教院的三年，刘晓波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在狱中的阅读书目中，有很多是与基督教有关的着作。在不自由的处境中，这些着作带给他心灵的自由与释放。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加尔文、朋霍费尔、巴特、西蒙娜·薇依等基督教神学家和圣徒，陪伴他渡过了一千多个漫漫长夜。
刘晓波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汉斯昆的《论基督徒》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为狱中的我带来了铁窗中的感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如此激动地读书了。这种激动的、投入的感觉真好，它在告诉我：尽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他对耶稣及圣徒们的事迹所打动、所折服：「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 企及那种圣徒人格，但被这样的书所感动所震撼，说明自己还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虔诚与谦卑，并未被牢狱之灾所吞没，也没有被曾经暴得的名 声所腐蚀，我还有救，还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变成努力地接近这种人格的过程。」 6虽然刘晓波并未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却在生命本体层面拥抱基督教精神。由此，他的人格形态中谦卑、宽容、率真、坚忍等因素愈来愈厚重与丰满。
如果用政治哲学的视角来分析，刘晓波通过对基督教精神的汲取，逐渐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学习的其实是作为西方文化末流或歧途的无神论的法俄式的激进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而非英美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才酿成近代以来中国一连串的惨祸。「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排斥新教的英美传统而喜欢卢梭式的法国传统，进而排斥私有产权而提倡天 下为公，排斥法治主义而寻找开明君主，排斥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而锺情于无神论。」7所以，在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层面，刘晓波所倡导的「我没有敌人」的理论，是向与中国擦肩而过的英美传统的致敬。
（节录自作者即将出版的《刘晓波传》。作者博讯网个人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yujie/）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