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劉曉波在法庭上「美國敵人」的最後陳述，還有一種頗具代表性的看法是：你都被人家投進監獄了，人家就是把你當作敵人，你卻仍然標榜不將人家當作敵人，這不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嗎？撇開某些惡意的攻擊不論，從旅美政論家曹長青到近年來積極參與維權活動的藝術家艾未未等人，這些與劉曉波有過或多或少交往的朋友，都對其「我沒有敵人」的宣告持否定性的看法。網上有人以還「無敵派」來嘲諷劉曉波及其支持者。其實，這些批評者既不清楚這一觀點的上下文和具體語境，也對劉曉波二十年來思路和理念缺乏瞭解。他們的批評是輕率和片面的。
對於劉曉波的「無敵論」，評論家一平闡發說：「要理解劉曉波的這句話，需要完整地理解他的非暴力、非敵人、非仇恨的政治理念，『我沒有敵人』是『三非』理念的簡練表達。……面對暴虐的政權，他始終倡導和平轉型，堅持理性、非暴力；他寄希望於民間，但是告誡反對派面對暴虐，要有超常的勇氣，要承擔磨難，要仁愛、尊嚴、寬容。『我沒有敵人』是他面臨暴虐權力施加的重刑，對他二十年來所堅持的信念的再次表達。」1換言之，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並非一時心血來潮或惺惺作態，背後是他長期一以貫之的價值立場。
在八九學運中，劉曉波張貼的第一張大字報名為《我們的要求：校園內的自由論壇》， 其中就寫道：「中國的民主，必須以消除『敵人意識』為前提，因為在一個民主政體，沒有敵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制衡。……一切為爭取 民主而奮鬥的人士，莫讓仇恨毒化了你的智慧。」在六月二日發佈的《「六二」絕食宣言》中，他更是反復強調「放棄敵人意識」：「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這使得該文本具有了「不僅是為此次運動而寫」的歷史超越性。
即便放在二十多年之後的今天，這樣的呼籲仍未過時，甚至更加重要和緊迫。當下中國社會的暴戾之氣比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來有增無減。放棄暴力比施行暴力需要更大的勇氣，宣稱「我沒有敵人」比宣稱「我有敵人」需要更強大的精神力量。
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的宣告，源於他內心深處深沉博大的宗教情懷，尤其是長期以來基督教信仰對他的影響。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就對基督教文化有了廣泛的涉獵和深入的思考，在嚴厲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他找到了一劑讓中國起死回生的解藥：「中國人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2他在梳理西方思想史時發現，基督教因素始終是一條主線：「對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種純粹的超越性追求，對上帝的懺悔中，有一種絕對的忠誠。正是天堂使人類意識到了人世的庸俗、懦弱。對人自身的否定和批判，是基督教貢獻 給人類的最寶貴財富。……西方的近現代人所具有的職業精神、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都來自基督教神學。」3劉曉波在「八九」前夕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書名就叫《赤身裸體，走向上帝》。此書還未上市就被收回銷毀，未能對中國文化界產生正面影響。
在八九民運中，劉曉波多次提及，他發起絕食乃是為了「走向上帝」。他說：「八十年 代，聖奧古斯丁《懺悔錄》是我最喜歡的經典之一，讀過多遍，使我生命中追隨聖蹟的衝動變成了自覺的信仰欲望。4然而，他卻未能真正走向十字架。劉曉波的老朋友、澳大利亞學者白傑明一針見血地指出包括劉曉波在內的中國精英們的致命弱點：「中國的精英們都想當殉難的耶穌，成為舉世矚目的大英雄。但是他們不願被永遠釘在十字架上，而 是釘了一會兒就要被扶下來，在人們的歡呼聲中走下十字架。這就是中國特有的或叫有中國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難者。」 5
由此，劉曉波意識到，沒有上帝的人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自我無限化」及「缺乏對人內在限 制的覺醒」兩大致命的後果。由於對人的局限性缺乏警醒，中國缺乏原罪觀念，中國人缺乏懺悔精神。「我相信，懺悔和認罪之時的人是最虔誠、最透明、最富於生命力和激情的。」中國人則相反，他們滿足於今世。他們尋求物質上的滿足；無需求助於上帝，從而無需求助於饒恕或救贖。
在被關押在大連勞教院的三年，劉曉波手不釋卷，博覽群書。在獄中的閱讀書目中，有很多是與基督教有關的著作。在不自由的處境中，這些著作帶給他心靈的自由與釋放。奧古斯丁、阿奎那、馬丁·路德、加爾文、朋霍費爾、巴特、西蒙娜·薇依等基督教神學家和聖徒，陪伴他渡過了一千多個漫漫長夜。
劉曉波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漢斯昆的《論基督徒》是一本感人至深的書，為獄中的我帶來了鐵窗中的感動。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如此激動地讀書了。這種激動的、投入的感覺真好，它在告訴我：儘管自己生長在毫無宗教背景的無神論文化之中，但自己並非無可救藥，自己的靈魂深處還是有宗教性虔誠，那種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懷常常令我感動不已。」他對耶穌及聖徒們的事迹所打動、所折服：「也許，我永遠不會成為教徒，不會進入有組織的教會，但是耶穌基督卻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終其一生也無法 企及那種聖徒人格，但被這樣的書所感動所震撼，說明自己還具有作為一個人的虔誠與謙卑，並未被牢獄之災所吞沒，也沒有被曾經暴得的名 聲所腐蝕，我還有救，還能夠把自己的一生變成努力地接近這種人格的過程。」 6雖然劉曉波並未受洗成為基督徒，他卻在生命本體層面擁抱基督教精神。由此，他的人格形態中謙卑、寬容、率真、堅忍等因素愈來愈厚重與豐滿。
如果用政治哲學的視角來分析，劉曉波通過對基督教精神的汲取，逐漸意識到近代以來中國向西方學習，學習的其實是作為西方文化末流或歧途的無神論的法俄式的激進傳統和馬克思主義，而非英美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才釀成近代以來中國一連串的慘禍。「中國近現代自由主義的主流，排斥新教的英美傳統而喜歡盧梭式的法國傳統，進而排斥私有產權而提倡天 下為公，排斥法治主義而尋找開明君主，排斥宗教特別是基督教而鍾情於無神論。」7所以，在政治哲學和思想史的層面，劉曉波所倡導的「我沒有敵人」的理論，是向與中國擦肩而過的英美傳統的致敬。
（節錄自作者即將出版的《劉曉波傳》。作者博訊網個人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yujie/）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