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传扬福音……我以尔等为荣（Go, go preach, go preach......I am proud of you）
这是黄安素（Ralph A. Ward）会督，以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台湾香港临时年议会驻区会督身份，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下午四时，卧病在床上按立三位青年人为副牧（Deacon）时的最后嘱咐。因黄安素病重关系，册封礼文也需由两位教区长周郁晞及聂树德（Edward K. Krettler）代读。四日后，黄便安息主怀，结束他一生关爱中国人的职事。三位受封立的副牧，其中一位是梁林开，那时他廿六岁。黄安素会督当时没有想到，这位青年人后来成为香港卫理公会的接棒者，并且在香港基督教历史上，留下了佳美的典範。
卫理公会在香港基督教史上，可说是一所南迁的难民（移民）教会，其在香港开基，在在见证着一群南下香江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及信徒，置身动盪时代之中，从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的感人故事。梁林开的故事，虽然跟同期近百万难民的故事呈现相似的生命轨迹，但因着上主的带领，却谱写出一段独特的乐章。
年少无知……
自少在上海成长的梁林开，原来祖籍广东西樵。从其祖父开始，三代均在上海居住。梁牧师在一九三二年生于江苏江荫，父亲梁官松，东吴大学体育系毕业生，是体坛健将，曾于暨南大学体育系任教，后加入江荫开联煤矿公司。母亲俞秀乐，宁波人，是监理会着名牧师俞止斋第六名女儿。一九二八年，梁官松与俞秀乐结婚。由于俞秀乐自幼于基督化家庭成长，十分关注子女灵命。他们共诞下六名子女（后两名早逝），年幼的梁林开，自少便参加教会聚会。
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间，梁林开迁居上海，住在法租界内的静村（今绍兴路）。幼时没有正式上学，由精通英语的祖父负责家教，到七岁才上二年级，先后在圣公会学校、卫理公会的中西女中第二附小就读，中学阶段则在沪江附中、沪新中学、省立上海中学及南长老会清心中学就读。他形容自己年少贪玩，是「百厌仔」一名，生性顽皮，结果在高二时曾留级，比别人多读一年高中。
新中国成立那年（一九四九年），梁林开是清心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那时学校很乱，许多政治学习几乎打断了正常的教学生活。但这一切，对才刚十七、八岁的他，却没有多大影响。他所锺情的是垒球（softball），更与同学组织了名为「白雪公主」（Snow White）的球队，整天打球、玩乐。管他什么新中国、革命……一切与他无干！
那年初一
清心中学毕业后，梁于一九五○年九月入读苏州着名的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系。东吴是十三所着名的基督教大学之一。他原来的想法是读两年就转医学预科，然后读医，走拯救身体的道路。但这个梦想并不见容于革命时代。新中国成立初期，虽仍容许教会学校以私立学校方式存在，但却难逃政治洪流的冲击。一九五○年底，抗美援朝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举国掀起控诉美帝文化侵略的政治浪潮，教会大学被中共指控为美帝文化侵略的重要阵地。学生要参加各式示威游行、政治学习什至控诉大会。学校又整天宣传及动员支援朝鲜战争，局势愈来愈动盪。当时在香港的梁父，担心儿子被派到北朝鲜战场，决定安排梁林开南下香江。
一九五一年二月初，时值春节将临，家家户户正预备去旧迎新。对十九岁的梁林开而言，这也是他开展新生的一天。当时他乘火车离开上海，经广州再到深圳，想从罗湖进入香港。在进入英界时，香港警察问他是那里人。由于自少在上海长大，他以不纯正的粤语说：「广东西樵」，警察遂拒绝让他入境。梁马上出示写有籍贯的通行证，也不被接纳，将他赶回华界。原来当时大量难民涌入，香港政府只容许广东人来港，不过，很快大门也向广东人关上。
被拒诸香港门外，梁只好在华界那边呆等。过了十二时，带他来香港的人见警察换班，便跟他说：「再去一次。」这次梁林开碰上一名英籍警察，用英语问他：「where're you going?」自少通晓英语的梁马上说：「I'm going to Hong Kong 。」这名「鬼佬」随即拍他，「Go! Go! Go! Turn and going to leave!」就这样从解放的新中国进入了英属殖民地。多年后梁牧师述说这段经历时，不禁说：「又是奇迹来的！」虽然历史不会有「如果」，但「如果」他没有再试，「如果」他英语不好，「如果」那「鬼佬」没让他入境，那梁牧师的一生，将会如何？当然，梁牧师明白，在「奇迹」背后，有上帝的帅领在其中，上帝介入历史，改写了他的命运。
他清楚记得，到香港这天是大年初一。
迷失、失落……
梁到香港后，马上与父亲联络。当时梁官松在九龙城圣三一堂附近的洗衣铺工作，住在宿舍内。但他初期跟表哥同住，伯父是广东银行的总经理。后来伯父移居美国，祖父又去世，举家便挤在父亲宿舍内，梁形容「我有一个床位，读吓书。」原来梁来港后，希望以东吴大学的资历转入香港大学，但不获取录。结果他考入远东航空学校，学习修理飞机。「因为无书读，本来想做医生，做不成，来香港，有机械所以便修理飞机。」一九五三年从航空学校毕业，但找不到工作。梁便在父亲一朋友在尖沙咀海防道的洋服店里帮手，大约半年的时间。
据联合国在一九五五年发表的《香港中国难民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报告书，大量来港难民，或是处于失业景况，或是从事较前低等的工作。社会学家以「双重身份的失落」来形容他们，因为难民离开家乡，成为在英国殖民地暂居的香港人，同时在迁徒过程中经历社会地位下降的遭遇。青年的梁林开诚然也处于这种迷失与失落的状态。前面的路到底该如何走下去？坦白说，他的心里没有一丝头绪……
从蒙召到奉献
在洋服店工作之际，上帝的介入再次改写梁林开的生命。
他从少就参加卫理公会，在上海时是景林堂会友。但美国卫理公会一直没有在香港开展工作，反而英国循道公会很早就在港建立教会。不过，五○年代初，许多从福建及上海等地来港的卫理公会信徒，往往因语言关系，未能投入以本地广府话为主的循道公会聚会。不过，对刚来港的梁而言，他其实连循道公会的背景也不熟悉，不知道循道与卫理原来根本同源。于是，他与哥哥就到邻近的九龙城浸信会聚会。既参加少年助道会，又参与诗班献唱，积极投入教会生活。
来港两年，生活虽然暂时安顿，但梁林开的心却不安顿。直到一九五三年的端午节（六月十五日）那天，上帝又一次向他说话，引导他走上奉献的道路。
他忆述，当日因身体不适，从尖沙咀坐车回家休息。经过过弥敦道时，一面十字架出现在他眼前，印象中是神召会礼拜堂的。内心突然有异样的感动，有声音跟他说：「你为何不奉献？」面对这呼召的声音，梁林开第一个反应却是：「我从少在礼拜堂长大，虽然很百厌，顽皮，但礼拜日从细一定做礼拜，有机会参加诗班，参加团契。……（但）牧师传道太苦太穷，我也不识说话。」就这样，他不理会这从上而来的呼召。
但人真的能拒绝上帝的呼召吗？就在紧接的主日（六月廿一日），梁如常参加城浸的崇拜，当日刚好由浸信会神学院新任院长白箴士（James Belote）牧师证道，内容讲及马太福音耶稣慨叹「要收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浸信会神学院原设于广州东山，一九五一年在港复校，首任院长是刘粤声牧师。一九五三年刘牧师因身体抱恙，乃由白牧师接任。白箴士在讲道后提及神学院正招生，呼召有心志者跟他联络。梁林开听罢内心受圣灵催促，便去见白牧师。虽然他自少在卫理公会成长，但却没有宗派观念，既然在浸信会蒙召，就单纯地想入读浸信会神学院。但白箴士了解其背景后，建议他先跟卫理公会联络。一九五三年，卫理公会在黄安素会督推动下，正式在香港开基，在上海人聚居的北角区筹建卫理堂，回应从内地飘泊来港的卫理公会信徒的灵性需要。白箴时跟梁说，如果卫理公会不接受他，就欢迎他入读浸神。于是他便跟卫理公会的安迪生（S. R. Anderson）博士联络，陈述其奉献心志。自此他就回归卫理公会，参加北角卫理堂聚会。北卫筹建初期，在主日下午借循道公会在皇后大道东的英语堂聚会。他还记得那日周郁晞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只见耶稣，登山变像」。
由于卫理公会在香港刚开始工作，对人手需求什为殷切，同意接纳梁林开的献身。但当时香港没有卫理公会认可的神学院，要成为卫理公会的牧者，便要到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接受神学装备。安迪生问梁：「你愿不愿意去？」，「无所谓，我去！」就这样，梁林开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成为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的新生。
神学启蒙，信仰根基
三一神学院于一九四八年成立，是一所由卫理公会、圣公会及长老会三个宗派合办的神学院。由于「合一」兼容了不同神学传统，往往被基要派及福音派视为「自由派」（liberal）。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间的神学生活，到底对这位预备进入牧职的青年人，带来什么影响？
「入了三一后，对我影响大」，梁牧师总结自己三年的神学生涯时，提及三位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第一位是教授圣经科的黄懋庭牧师，黄原是福州卫理公会牧师，曾任教南京金陵神学院。面对三一较「自由」的神学氛围，对一位在浸信会接受呼召的卫理公会青年人而言，难免有所冲击。但黄牧师对他说：「liberal不紧要，最紧要你自己信仰根基」，这番劝勉成为梁神学装备的左右铭。
第二位神学启蒙导师，是霍玟（Sevrre Holth）博士。他是挪威人，跟道风山基督教丛林的创办者艾香德（K. L. Reichelt）的同学，曾着有《主祷文默想录》一书。特别的是，霍玟原属神学立场保守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曾在中国山西传教，到四○年代又接受圣公会牧职。霍负责教授系统神学科，其独特的神学背景，令梁一方面接触其「保守」的神学立场，另方面又受圣公宗「大公」传统的洗礼。梁坦言，「他教我们神学，我的神学思想受他影响很大」。
第三位影响梁林开的，是教授教会历史的吕荣光。吕属长老会背景，是吕振中牧师的儿子。吕荣光原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毕业，后又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进修，获神学硕士。一九五三年被新加坡新马长老大会按立为牧师。他虽然担任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专任讲师，但一直在教会事奉。
三一神学院有英文及华文部，梁牧师两部均有修科。同时期跟他一起从香港来的同学有：中华基督教会的邹约翰及郑显羔，圣公会的郑新宪等，还有比他高一年级的刘治平及林鸿滨（中华基督教会）。原来梁林开是一九五三年入学新生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的神学生来自五湖四海，除香港外，尚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及美国，俨然是个小联合国。梁牧师忆述，香港来的学生「比较醒目」、「比较蛊惑」，相对来说，当地学生则「很单纯，很属灵，很热心」。香港学生中，往往以刘治平为首，刘毕业后，「我接他了。」看来，梁牧师早年爱玩的性格，到他读神学期间仍没改变。更难得的是，属灵、学术与玩乐，在他身上取得很好的平衡。
坚守一生牧职路
一九五六年梁林开自三一神学院毕业，回到香港，开始他坚守一生的牧职之路。由于他所属的卫理公会行会督制，以年议会为最高机构，在一九七二年香港卫理公会自治前，年议会的驻区会督一直由美国卫理公会委派。而牧职人员的调派，则由会督及教区长决定。当他一九五五年回港实习时，曾跟教会谈及毕业后的动向。当时教区长跟他说：卫斯理村刚刚落成，日后回来时可以到那里，或是到北角卫理堂协助周郁晞牧师。对此，梁的回答是「没所谓」。
一九五六年七月回港时，由于卫斯理村及卫斯理堂已有李廷英负责，故教会便将他派到北角卫理堂，协助周郁晞牧师。卫理公会在一九五三年始在港开展工作，北角卫理堂是第一所建立的堂会，而卫斯理堂则是第二所堂会，初期仍属北卫牧区。可以说，北卫跟卫斯理堂不论在服事对象、教会生态及资源等方面，均有极大差异。当时李廷英仍是助理传道，便要独当一面，主理卫斯理村及堂会的工作。相反，北卫由周郁晞牧师主理。周于一九五三年从美国来港，是卫理公会第一位在港工作的华人牧者。周牧师在美时，已取神学博士学位，兼具牧师及学者双重身份，具讲道恩赐。当时北卫的讲坛主要由周负责，梁忆述：「他算对我好了，很少给人讲道，算给我讲最多了。」
在北卫事奉只数月，会督便跟梁说，现时教会人手尚算足裕，北卫有周牧师、卫理斯堂有李廷英、九龙卫理堂有杨震牧师。因此，教会可派他到外国进修。当时出国读书是许多人的梦想，但梁林开却不感兴趣，他说：「给我做多几年吧。」未几，台湾卫理公会因人手不足，故会督便询问他到台湾的意向。原来卫理公会在五○年代在港台两地开展工作，到一九五六年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台湾香港临时年议会」，由黄安素会督任主席，下分台湾及香港教区。到一九六三年，香港始脱离台湾，成立独立的临时年议会。因此，台湾教区的教区长聂树德牧师希望香港教区能派人到台协助事工。
如果梁林开同意到台湾事奉，便要办理移居台湾的手续，把户口转到那边。但如斯重大抉择，并没有让梁感到为难，「没所谓，一个人，单身寡仔在香港。」于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召开的年议会，便正式差派梁到台湾教区，任助理传道，协助聂牧师。梁形容聂牧师什具魄力，台北卫理堂当时已推行家庭聚会，平日有十多个聚会，到主日则回到卫理堂。因此，当他到台北后，首五个星期便讲了廿多堂道。接着，正要计划离开台北到其他地方考察时，却突然收到政府通知，说他已达服兵役年龄，要马上入伍，为期两年。「因为我户口也去了那边，入境时已交。马上通知我去军训，我就无所谓，军训就军训。」但会督却不同意，认为派他到台湾因为人手缺乏，如果要接受两年兵役，倒不如留在香港。但梁入台时已办妥移居手续，严格而言是必须服兵役，要离开台湾实在谈何容易。幸得台湾警备总司令黄仁霖将军协助，才能办理离台证，回到香港。这位黄将军原来是梁父亲（梁官松）在东吴大学的同学，也是卫理公会会友，跟黄安素会督认识多年。梁林开牧师回想这段经历，只是轻描淡写：「所以台湾做了五个礼拜，如果当兵，就留在台湾，一直下去。上帝有自己安排。」
从台湾回来后，梁林开重返北角卫理堂，到一九五八年开始，便调派到九龙安素堂任助理传道，协助杨震牧师。当时他住在卫斯理村的同工宿舍，经常与村民接触，安素堂牧区又兼辖李郑屋邨七层徙置大厦的天台工作，因此梁便有许多机会接触基层市民。同时在四月正式开展邨内的「奶店」事工。李郑屋邨奶店是基督教世界服务会（World Church Service）与卫理公会的合作项目，由前者提供设备、奶粉供应及开支，安素堂则负责人力及管理。奶店设于「E」座地下，专为「K」「E」两座十三岁以下儿童派发牛奶。不过，由于村民对「饮牛奶」一事缺乏教育，领奶人数逐渐减少。为吸引儿童，六月起在牛奶外，再附加饼干。到十月，更把对象扩至全邨十三座的儿童。结果每日约供应牛奶一千六百杯。梁曾在年议会报告有关项目，总结时说：「除了分发奶水之外，并预备利用这机会分派福音单张，使他们在肉体得增添营养外，同时在灵性上得到帮助。」在事奉初期，梁牧师很快会体会到，救济工作与福音，并不是非此即彼，而必须相辅相承。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卫理公会台湾香港临时年议会假香港北角卫理堂举行，这是黄安素会督临终前主持的最后一次年议会，并由他亲自封立梁林开、李廷英及彭传经三位青年人为副牧。
一九五九年秋，梁林开在年议会支持下，取得「基督十字军奖学金」（Crusade Scholarship），前往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进修。美国卫理公会不少会督（包括黄安素会督）也在这所大学毕业，不少人笑言，这是一所「会督大学」。由于他已在三一完成基本神学训练，故教会方面希望他能完成大学本科，进修期为两年。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年议会又通过推荐他受封为长牧（Elder）。由于梁在美进修、故授权俄亥俄州年议会负责封立。一九六○年六月，梁林开在俄亥俄州受封为牧师，他忆述封牧礼十分特别，只有四个人，除他以外，就是他所属礼拜堂的牧师、教区长，以及俄亥俄年议会的华纳会督（Hazen G. Werner）。后来华纳会督于一九六四至六八年间，又被派为香港及台湾两个临时年议会的会督。
一九六一年，梁林开学成从美国回港后，被年议会调派到大窝口的亚斯理巡环（Circuit）任主任牧师。亚斯理巡环包括亚斯理村、社交会堂及黄大仙徙置区「X」座的天台工作）。他忆述刚回港不久，碰到杨震牧师时，竟被杨骂他为何不继续进修，那么快就回来。梁回答：「我不知道，要我两年就两年。」因为教会最初决定他读两年，所以梁完成学业后便马上回港。原来，当他一九五六年从新加坡三一毕业回港时，杨震牧师也曾问他，为何不继续读下去。梁牧师估计，杨震牧师的意思，是年青人有机会就应该外出，开拓自己。但梁的想法却十分单纯，教会要他读多久就多久，完全顺服，从不为自己打算。因此，多年后梁牧师自豪地说：「我是那么多人去美国第一个回来。」不仅如此，五○至六○年代卫理公会送到美国进修者，不少自美国回港后，事奉一段时间又再离港，最后移居北美。自始一直留在香港事奉的，只有梁林开牧师。
梁牧师在亚斯理巡环事奉了三年。一九六三年，香港成立独立的临时年议会，分东西教区。一九六四年，西教区长杨震牧师病逝，会督询问梁林开、徐廉及彭传经三人，谁人有意接任。梁牧师马上婉拒，结果由彭牧师接任。由于杨震同时兼任安素堂主任牧师，亦须寻找继任牧者。当时安素堂在窝打老道的建堂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新堂落成后，配合相连的社会服务中心，将成为卫理公会西教区的重要据点。梁牧师忆述，教会方面有意将他调到安素堂，但堂会方面希望梁师母也一并参与安素堂事奉。查梁牧师于一九六二年经介绍认识了世界灵粮堂布道会创办人赵世光牧师的女儿赵天珍，结婚后赵世光希望梁转到灵粮堂帮手，被梁婉拒。由于师母亦在灵粮堂从事传道工作，故梁牧师跟她有协议，就是他不转到灵粮堂，师母亦不转到卫理公会。（梁与师母育有一女颂真，后师母因癌症安息后，梁牧师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续弦，与洗淑娴结婚，育有一女颂恩）结果，梁牧师无法满足安素堂的条件。于是一九六四年的年议会便调派他任李郑屋邨堂的主任牧师。梁牧师跟安素堂再续前缘，已是一九九○年的事了。虽然他退休前最后一个牧养堂会是主恩堂，但为期只有一年，安素堂的牧养（1990至1996），可说是其退休前较长的堂会职事。
李郑屋邨堂于一九六三年成立，是在徙置区事工的基础上发展的堂会，到一九六五年正式命名信望堂。信望堂成立之初，仍于李郑屋邨天台聚会，是名符其实的天台教会。一九六四至六六年间，梁牧师亦兼负卫理公会徙置大厦的天台康乐中心工作（横头磡新区19座、黄大仙26座、李郑屋19座及大窝口13座），对象主要是新区的青少年人，为他们提供有益身心的康乐活动，并借此让他们认识基督教的福音。一九六六年，信望堂正式在青山道购置单位，教会拥有自己的地方。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间。梁林牧被委任为西教区教区长，一九六九年调任东教区教长，兼任北角卫理堂主任牧师。梁牧师在北卫的事奉，一直至一九八八年，长达十九年之久。如果把他在一九五六至五八年间任北卫理助理传道也算在内，更合共廿一年，是他牧养最长的一所堂会。跟他过去的事奉经历比较，亚斯理村、李郑屋邨，以及新区天台工作的服事群体，均属社会低下阶层，传教与救济、福利服务间有着密切关系。至于北角卫理堂，则属较中产及富裕的社会阶层。加上优良的幼稚园及小学工作，又为梁牧师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事奉经历。
降大任于斯人也
从五○年代走到七○年代，香港社会也经历重大的改变，从难民社会摇身一变成为相对富裕的社会。同样，原先由差会建立的卫理公会，也由具浓厚难民与移民色彩的教会，转型为植根本土的本地教会，并且具备实现自治、自养的条件。一九七二年，香港基督教卫理公会宣告成立，由于当时卫理公会已跟循道公会商讨合一，故通过新成立的年议会领袖，不称会督或监督，改为会长。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五日，经七次票选后，梁林开牧师正式当选为第一届会长。一九七五年，在梁牧师的带领下，卫理公会正式与循道公会联合，成为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在一九八二至八八年，一九九四至九七年间，他又三度当选为联合教会的会长。
战后香港教会的发展，联合性的事工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梁牧师的事奉领域，也逐步从堂会与所属宗派，推广至跨宗派的合作。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是他最早参与的联合性组织。他忆述与联会的结缘，完全是因为三一神学院的学兄刘治平牧师。当梁在信望堂事奉时，刘牧师已担任联会总干事，由于联会是以堂会作成员，故刘牧师常催促好友为信望堂加入联会。一九六六年信望堂拥有自己的堂址后，便正式申请成为联会成员堂。自始，梁牧师便开始参与联会的事奉，其中以传道部最为积极，到一九七四年更被选为传道部长。一九七五年，联会邀请到着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来港主领布道大会，梁又担任布道会的音乐部长。一九七七年，学园传道会与联会合办新生命运动，主题是「我找到了」，梁牧师以联会传道部部长身份任大会主席。运动为期三周，希望能在全港推动福音遍传的异象及目标，协助教会领人归主。
梁牧师借着联会传道部的平台，积极反省如何能将福音广传。在他推动下，联会曾组织「青年布道大会」，更找到着名歌星陈秋霞献唱。陈是十分热心的基督徒，借着她在演艺界的知名度，突破了一般布道会的框框。一九七七年，借音乐及大众传媒传福音的「佳音使团」成立，梁牧师又担任使团的主席。使团旨在推动使用不同媒介传扬福音，除福音诗歌外，又曾在丽的电视播放宗教节目。虽然财政面对许多困难，什至要出动北角卫理堂幼稚园合唱团学生献唱来筹款，但这反映出梁牧师愿意创新，以图突破旧有传福音框框的努力。
由于梁牧师在联会积极参与，在七○至八○年代，他八度当选为联会主席。此外，他以会长身份代表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出席基督教协进会。协进会成立于一九五四年，是本港教会另一个重要的联合性组织，继承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以宗派为成员。一九八三至八五年，他担任了两届的协进会主席。综观本港基督教历史，梁牧师是唯一一位先后担任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和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主席的教会领袖。
在推动中港教会关系方面，梁牧师也扮演重要角色。自五○年代以降，中港教会关系因政治因素而中断往来。文革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梁牧师是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批组织本港教会牧者及家人合共廿三人（同行者包括李景雄牧师、黄作牧师、张慕皑牧师、许道良牧师、刘允牧师等），以旅行团名义到内地（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北京），并获内地教会及政府官员接待。当时内地才刚拨乱反正，教会仍未公开恢复聚会。此行不仅是梁牧师离开家乡廿多年后的游子重返，也标志着断绝往来的中港教会恢复交往，为日后更全面的接触奠下基础。不过，由于当时文革阴影仍存，梁牧师此举却被标签为「红色牧师」，往内地朝圣云云。对此，他并不理会有关批评，自始以后，梁牧师一直关心内地教会发展，积极推动中港教会交流。他说：「不理如何，教会开放，信耶稣的人愈来愈多就好了。」
八○年代，时值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问题开始谈判，香港人心忧虑前景，由于协进会的关系，他于一九八四年九月，参与了基督教界访京团，是第二副团长，向中央政府反映教会界对九七后宗教自由的忧虑，并呈交《宗教自由声明》。一九八六年基本法谘询委员会成立，梁牧师是基督教界代表之一，表达教会人士对九七后宗教自由及教会角色的意见。在担任基本法谘委期间，有一次他接待港澳办主任鲁平来访，在陪同鲁平参观黄大仙时，鲁平跟他说：「教会就教会，社会就社会。」当时，梁牧师马上回应：「什么是教会的事，包括很多。教育及社会服务都是教会的事。人的事都是教会的事。」鲁平并不同意梁的立场，认为教会不应过多干预社会事务。但梁并不理会，继续表达其意见，指香港教会多年来一直参与教育及社会服务，「难道不是教会的事？」
虽然香港教会肯定九七回归，但因应九七前后教会在社会关怀的角色仍有不同意见。当时协进会的路线，不为个别执委认同，不希望协进会成为与北京对抗的压力团体。对此，梁牧师并不完全赞同部份执委的处理手法。时任新闻工作者的刘慧卿于一九八八年撰文，指香港主流教会出现保守派与开明派的政治分化，并点名批评个别教会领袖听从北京的意见。梁牧师接受刘氏访问时，坦白承认教会存在「无形压力」。在刘慧卿笔下，梁牧师虽非「开明派」的代表，但却又与其他「保守派」的表现「截然相反」，对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循道卫理年青牧师予以肯定及包容。香港教会处于风高浪急的八○年代，梁牧师的开放与包容，诚然反映出其令人敬仰的领袖风骨。
由于对前景的忧虑挥之不去，香港社会出现的移民潮亦波及教会。站在前线的梁牧师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跟刘慧卿说：「一九九七年还未到，但香港有些人已在规定什么可以或不可以做。」一九八八年，梁牧被诊断患上淋巴瘤，遵从医生吩咐，要放下工作。于是他辞去所有职务，这时循道卫理会会长的任期亦届满，便跟教会请假一年。当他正要动手术切割胃部，医生再次照为他照胃镜时，却发现他只是患上胃炎，无须动手术。后来他续假一年，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协助牧养加拿大的华人教会。由于他早年在美国封牧，故移民手续顺利进行。两年后，他履行对教会的承诺，于一九九○年回港，接受调派至安素堂。
去，传扬福音
回顾梁牧师的一生，上帝让他经历了不同的「跨越」：从上海桴浮至香港；从浸信会回归卫理公会，再到联合教会的创建；从新加坡到美国的异文化学习；从香港移居加国，再回流香港事奉……这些经历，不仅拓阔他的视野，也培育其有容乃大的胸怀。同时，上帝又让他经历了不同的事奉场境：从平房徙置区（亚斯理村及亚斯理堂），到徙置大厦的基层事工（天台工作及信望堂），又有结合教育及社会服务的中产堂会（北角卫理堂及安素堂）。这一切，令他能够更深广地体会上帝的国度与福音的含义，不论服事的对象属何等阶层，也不管借着什么方式，最重要是寻索福音与宣教对人群的意义。再者，上帝也借着上述不同的事奉机会装备他，一步一步引领他走上领导教会的岗位，再从宗派领袖成为基督教领袖，对教会及社会作出贡献。
一九九七年，年届六十五岁的梁林开牧师正式退休。但他却仍殷勤事奉，先后担任香港圣经公会义务总干事、世界循道卫理宗华人教会联会义务总干事及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执行委员会主席等。期间他曾先后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及直肠癌治疗，但康后复后如常应邀在香港及中国内地主领聚会，借讲坛牧养信徒。
二○一二年一月廿三日，年初一早上，梁林开牧师因心脏病发，猝然离世。上帝的时间很特别，六十一年前的年初一，上帝引领他来到香港，六十一年后的年初一，上帝把他领回到天家。很多时候，基督徒面对死亡时，会以亡者已「安息主怀，与主同在」来抒解忧伤。其实，梁牧师的一生，从来没有与上主分离，一直为主而活，与主同工。回想五十四年前，黄安素会督嘱咐青年的梁林开：「去，传扬福音……我以尔等为荣」。五十四年后的今天，梁林开牧师走完人生的道路，并以他的生命回应了黄安素的期许。同样，他也在向我们发出召唤──去，传扬福音……我以尔等为荣。
后记
笔者与梁林开牧师的认识，始于一九九○年他调到安素堂时，不经不觉，相知相交已逾廿载。仍记得，我第一次在安素堂讲道，是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当时我只在本会读信徒三年神学课程，尚未接受义务教士训练，但梁牧师知道我因在建道神学院任教关系，已到其他教会讲道时，便跟我说：「既然你在外面讲，何不在安素讲？」便打破惯例，安排我讲道，开始我在安素的讲坛事奉。他在安素堂时，我很喜欢听他谈教会的往事，第一次从他口中知道本会在五○年代为服事难民而办了第一条平房村卫斯理村时，便被这独特的宣教模式吸引。二○○一年利用安息年完成了香港「基督教新村」的研究。因着对香港教会历史及循道卫理教会历史的兴趣，曾多次访问梁牧师。后来更蒙允跟他作较详尽的口述历史访问。那次访问于二○○七年一月五日进行，为时约两小时。惜因个人疏懒，看见梁牧师精神如常，误以为日子尚多，竟把访问之事一再搁延。现在回想，诚为一生憾事。
大年初二，惊闻梁牧师离世，怀着极复杂的心情，把电脑内的录音整理，期间不时回想跟他的交往……为表达思念之情，乃在口述历史记录基础上，再参考教会文献作核实及补充，草成此文。整理及写作过程，梁牧师一生展现眼前，竟然成为一次独特的属灵之旅，医治内心忧伤与不安。在访谈中，最多听到的，是「无所谓」三字，这不仅反映其个人随遇而安的乐观及包容性格，也是他仰赖上主信实的最佳注脚。他这次突然离开，肯定打乱了他及其许多人原来的计划，带来不少遗憾。也许梁牧师仍只是带着微笑地说：「无所谓啦！」
愿上主安慰人心的灵与舍不得梁牧师的人同在，特别与其家人同在。他一生的事奉，已为我们树立榜样。
草于二○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编按：二月二日收到笔者订正电邮，指文中提及梁牧师于七十至八十年代八度任联会主席，资料有误；他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是五度任联会主席〔1978-80，82-83〕，其馀三任是在2000-02年。）
（编按：二月十五日收到笔者订正电邮，表示翁传铿牧师来电赐正，「神学启蒙，信仰根基」末段提及梁林开牧师当年的同窗之中，「郑显羔」应为「郑献羔」，而「林鸿滨」应为「林鸿宾」。）
【相关消息】梁林开牧师安息礼拜二月四日举行（1月27日消息）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