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傳揚福音……我以爾等為榮（Go, go preach, go preach......I am proud of you）
這是黃安素（Ralph A. Ward）會督，以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台灣香港臨時年議會駐區會督身份，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下午四時，臥病在床上按立三位青年人為副牧（Deacon）時的最後囑咐。因黃安素病重關係，冊封禮文也需由兩位教區長周郁晞及聶樹德（Edward K. Krettler）代讀。四日後，黃便安息主懷，結束他一生關愛中國人的職事。三位受封立的副牧，其中一位是梁林開，那時他廿六歲。黃安素會督當時沒有想到，這位青年人後來成為香港衛理公會的接棒者，並且在香港基督教歷史上，留下了佳美的典範。
衛理公會在香港基督教史上，可說是一所南遷的難民（移民）教會，其在香港開基，在在見證著一群南下香江的衛理公會傳教士及信徒，置身動盪時代之中，從花果飄零到靈根自植的感人故事。梁林開的故事，雖然跟同期近百萬難民的故事呈現相似的生命軌跡，但因著上主的帶領，卻譜寫出一段獨特的樂章。
年少無知……
自少在上海成長的梁林開，原來祖籍廣東西樵。從其祖父開始，三代均在上海居住。梁牧師在一九三二年生於江蘇江蔭，父親梁官松，東吳大學體育系畢業生，是體壇健將，曾於暨南大學體育系任教，後加入江蔭開聯煤礦公司。母親俞秀樂，寧波人，是監理會著名牧師俞止齋第六名女兒。一九二八年，梁官松與俞秀樂結婚。由於俞秀樂自幼於基督化家庭成長，十分關注子女靈命。他們共誕下六名子女（後兩名早逝），年幼的梁林開，自少便參加教會聚會。
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間，梁林開遷居上海，住在法租界內的靜村（今紹興路）。幼時沒有正式上學，由精通英語的祖父負責家教，到七歲才上二年級，先後在聖公會學校、衛理公會的中西女中第二附小就讀，中學階段則在滬江附中、滬新中學、省立上海中學及南長老會清心中學就讀。他形容自己年少貪玩，是「百厭仔」一名，生性頑皮，結果在高二時曾留級，比別人多讀一年高中。
新中國成立那年（一九四九年），梁林開是清心中學高中三年級學生，那時學校很亂，許多政治學習幾乎打斷了正常的教學生活。但這一切，對才剛十七、八歲的他，卻沒有多大影響。他所鍾情的是壘球（softball），更與同學組織了名為「白雪公主」（Snow White）的球隊，整天打球、玩樂。管他甚麼新中國、革命……一切與他無干！
那年初一
清心中學畢業後，梁於一九五○年九月入讀蘇州著名的東吳大學，主修生物學系。東吳是十三所著名的基督教大學之一。他原來的想法是讀兩年就轉醫學預科，然後讀醫，走拯救身體的道路。但這個夢想並不見容於革命時代。新中國成立初期，雖仍容許教會學校以私立學校方式存在，但卻難逃政治洪流的衝擊。一九五○年底，抗美援朝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舉國掀起控訴美帝文化侵略的政治浪潮，教會大學被中共指控為美帝文化侵略的重要陣地。學生要參加各式示威遊行、政治學習甚至控訴大會。學校又整天宣傳及動員支援朝鮮戰爭，局勢愈來愈動盪。當時在香港的梁父，擔心兒子被派到北朝鮮戰場，決定安排梁林開南下香江。
一九五一年二月初，時值春節將臨，家家戶戶正預備去舊迎新。對十九歲的梁林開而言，這也是他開展新生的一天。當時他乘火車離開上海，經廣州再到深圳，想從羅湖進入香港。在進入英界時，香港警察問他是那裡人。由於自少在上海長大，他以不純正的粵語說：「廣東西樵」，警察遂拒絕讓他入境。梁馬上出示寫有籍貫的通行證，也不被接納，將他趕回華界。原來當時大量難民湧入，香港政府只容許廣東人來港，不過，很快大門也向廣東人關上。
被拒諸香港門外，梁只好在華界那邊呆等。過了十二時，帶他來香港的人見警察換班，便跟他說：「再去一次。」這次梁林開碰上一名英籍警察，用英語問他：「where're you going?」自少通曉英語的梁馬上說：「I'm going to Hong Kong 。」這名「鬼佬」隨即拍他，「Go! Go! Go! Turn and going to leave!」就這樣從解放的新中國進入了英屬殖民地。多年後梁牧師述說這段經歷時，不禁說：「又是奇蹟來的！」雖然歷史不會有「如果」，但「如果」他沒有再試，「如果」他英語不好，「如果」那「鬼佬」沒讓他入境，那梁牧師的一生，將會如何？當然，梁牧師明白，在「奇蹟」背後，有上帝的帥領在其中，上帝介入歷史，改寫了他的命運。
他清楚記得，到香港這天是大年初一。
迷失、失落……
梁到香港後，馬上與父親聯絡。當時梁官松在九龍城聖三一堂附近的洗衣舖工作，住在宿舍內。但他初期跟表哥同住，伯父是廣東銀行的總經理。後來伯父移居美國，祖父又去世，舉家便擠在父親宿舍內，梁形容「我有一個床位，讀吓書。」原來梁來港後，希望以東吳大學的資歷轉入香港大學，但不獲取錄。結果他考入遠東航空學校，學習修理飛機。「因為無書讀，本來想做醫生，做不成，來香港，有機械所以便修理飛機。」一九五三年從航空學校畢業，但找不到工作。梁便在父親一朋友在尖沙咀海防道的洋服店裡幫手，大約半年的時間。
據聯合國在一九五五年發表的《香港中國難民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報告書，大量來港難民，或是處於失業景況，或是從事較前低等的工作。社會學家以「雙重身份的失落」來形容他們，因為難民離開家鄉，成為在英國殖民地暫居的香港人，同時在遷徒過程中經歷社會地位下降的遭遇。青年的梁林開誠然也處於這種迷失與失落的狀態。前面的路到底該如何走下去？坦白說，他的心裡沒有一絲頭緒……
從蒙召到奉獻
在洋服店工作之際，上帝的介入再次改寫梁林開的生命。
他從少就參加衛理公會，在上海時是景林堂會友。但美國衛理公會一直沒有在香港開展工作，反而英國循道公會很早就在港建立教會。不過，五○年代初，許多從福建及上海等地來港的衛理公會信徒，往往因語言關係，未能投入以本地廣府話為主的循道公會聚會。不過，對剛來港的梁而言，他其實連循道公會的背景也不熟悉，不知道循道與衛理原來根本同源。於是，他與哥哥就到鄰近的九龍城浸信會聚會。既參加少年助道會，又參與詩班獻唱，積極投入教會生活。
來港兩年，生活雖然暫時安頓，但梁林開的心卻不安頓。直到一九五三年的端午節（六月十五日）那天，上帝又一次向他說話，引導他走上奉獻的道路。
他憶述，當日因身體不適，從尖沙咀坐車回家休息。經過過彌敦道時，一面十字架出現在他眼前，印象中是神召會禮拜堂的。內心突然有異樣的感動，有聲音跟他說：「你為何不奉獻？」面對這呼召的聲音，梁林開第一個反應卻是：「我從少在禮拜堂長大，雖然很百厭，頑皮，但禮拜日從細一定做禮拜，有機會參加詩班，參加團契。……（但）牧師傳道太苦太窮，我也不識說話。」就這樣，他不理會這從上而來的呼召。
但人真的能拒絕上帝的呼召嗎？就在緊接的主日（六月廿一日），梁如常參加城浸的崇拜，當日剛好由浸信會神學院新任院長白箴士（James Belote）牧師證道，內容講及馬太福音耶穌慨嘆「要收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浸信會神學院原設於廣州東山，一九五一年在港復校，首任院長是劉粵聲牧師。一九五三年劉牧師因身體抱恙，乃由白牧師接任。白箴士在講道後提及神學院正招生，呼召有心志者跟他聯絡。梁林開聽罷內心受聖靈催促，便去見白牧師。雖然他自少在衛理公會成長，但卻沒有宗派觀念，既然在浸信會蒙召，就單純地想入讀浸信會神學院。但白箴士了解其背景後，建議他先跟衛理公會聯絡。一九五三年，衛理公會在黃安素會督推動下，正式在香港開基，在上海人聚居的北角區籌建衛理堂，回應從內地飄泊來港的衛理公會信徒的靈性需要。白箴時跟梁說，如果衛理公會不接受他，就歡迎他入讀浸神。於是他便跟衛理公會的安迪生（S. R. Anderson）博士聯絡，陳述其奉獻心志。自此他就回歸衛理公會，參加北角衛理堂聚會。北衛籌建初期，在主日下午借循道公會在皇后大道東的英語堂聚會。他還記得那日周郁晞牧師證道的題目是「只見耶穌，登山變像」。
由於衛理公會在香港剛開始工作，對人手需求甚為殷切，同意接納梁林開的獻身。但當時香港沒有衛理公會認可的神學院，要成為衛理公會的牧者，便要到新加坡三一神學院接受神學裝備。安迪生問梁：「你願不願意去？」，「無所謂，我去！」就這樣，梁林開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為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的新生。
神學啟蒙，信仰根基
三一神學院於一九四八年成立，是一所由衛理公會、聖公會及長老會三個宗派合辦的神學院。由於「合一」兼容了不同神學傳統，往往被基要派及福音派視為「自由派」（liberal）。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間的神學生活，到底對這位預備進入牧職的青年人，帶來甚麼影響？
「入了三一後，對我影響大」，梁牧師總結自己三年的神學生涯時，提及三位對他影響深遠的老師。第一位是教授聖經科的黃懋庭牧師，黃原是福州衛理公會牧師，曾任教南京金陵神學院。面對三一較「自由」的神學氛圍，對一位在浸信會接受呼召的衛理公會青年人而言，難免有所衝擊。但黃牧師對他說：「liberal不緊要，最緊要你自己信仰根基」，這番勸勉成為梁神學裝備的左右銘。
第二位神學啟蒙導師，是霍玟（Sevrre Holth）博士。他是挪威人，跟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創辦者艾香德（K. L. Reichelt）的同學，曾著有《主禱文默想錄》一書。特別的是，霍玟原屬神學立場保守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曾在中國山西傳教，到四○年代又接受聖公會牧職。霍負責教授系統神學科，其獨特的神學背景，令梁一方面接觸其「保守」的神學立場，另方面又受聖公宗「大公」傳統的洗禮。梁坦言，「他教我們神學，我的神學思想受他影響很大」。
第三位影響梁林開的，是教授教會歷史的呂榮光。呂屬長老會背景，是呂振中牧師的兒子。呂榮光原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畢業，後又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神學院進修，獲神學碩士。一九五三年被新加坡新馬長老大會按立為牧師。他雖然擔任新加坡三一神學院專任講師，但一直在教會事奉。
三一神學院有英文及華文部，梁牧師兩部均有修科。同時期跟他一起從香港來的同學有：中華基督教會的鄒約翰及鄭顯羔，聖公會的鄭新憲等，還有比他高一年級的劉治平及林鴻濱（中華基督教會）。原來梁林開是一九五三年入學新生中最年輕的一個。當時的神學生來自五湖四海，除香港外，尚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及美國，儼然是個小聯合國。梁牧師憶述，香港來的學生「比較醒目」、「比較蠱惑」，相對來說，當地學生則「很單純，很屬靈，很熱心」。香港學生中，往往以劉治平為首，劉畢業後，「我接他了。」看來，梁牧師早年愛玩的性格，到他讀神學期間仍沒改變。更難得的是，屬靈、學術與玩樂，在他身上取得很好的平衡。
堅守一生牧職路
一九五六年梁林開自三一神學院畢業，回到香港，開始他堅守一生的牧職之路。由於他所屬的衛理公會行會督制，以年議會為最高機構，在一九七二年香港衛理公會自治前，年議會的駐區會督一直由美國衛理公會委派。而牧職人員的調派，則由會督及教區長決定。當他一九五五年回港實習時，曾跟教會談及畢業後的動向。當時教區長跟他說：衛斯理村剛剛落成，日後回來時可以到那裡，或是到北角衛理堂協助周郁晞牧師。對此，梁的回答是「沒所謂」。
一九五六年七月回港時，由於衛斯理村及衛斯理堂已有李廷英負責，故教會便將他派到北角衛理堂，協助周郁晞牧師。衛理公會在一九五三年始在港開展工作，北角衛理堂是第一所建立的堂會，而衛斯理堂則是第二所堂會，初期仍屬北衛牧區。可以說，北衛跟衛斯理堂不論在服事對象、教會生態及資源等方面，均有極大差異。當時李廷英仍是助理傳道，便要獨當一面，主理衛斯理村及堂會的工作。相反，北衛由周郁晞牧師主理。周於一九五三年從美國來港，是衛理公會第一位在港工作的華人牧者。周牧師在美時，已取神學博士學位，兼具牧師及學者雙重身份，具講道恩賜。當時北衛的講壇主要由周負責，梁憶述：「他算對我好了，很少給人講道，算給我講最多了。」
在北衛事奉只數月，會督便跟梁說，現時教會人手尚算足裕，北衛有周牧師、衛理斯堂有李廷英、九龍衛理堂有楊震牧師。因此，教會可派他到外國進修。當時出國讀書是許多人的夢想，但梁林開卻不感興趣，他說：「給我做多幾年吧。」未幾，台灣衛理公會因人手不足，故會督便詢問他到台灣的意向。原來衛理公會在五○年代在港台兩地開展工作，到一九五六年成立了「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台灣香港臨時年議會」，由黃安素會督任主席，下分台灣及香港教區。到一九六三年，香港始脫離台灣，成立獨立的臨時年議會。因此，台灣教區的教區長聶樹德牧師希望香港教區能派人到台協助事工。
如果梁林開同意到台灣事奉，便要辦理移居台灣的手續，把戶口轉到那邊。但如斯重大抉擇，並沒有讓梁感到為難，「沒所謂，一個人，單身寡仔在香港。」於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召開的年議會，便正式差派梁到台灣教區，任助理傳道，協助聶牧師。梁形容聶牧師甚具魄力，台北衛理堂當時已推行家庭聚會，平日有十多個聚會，到主日則回到衛理堂。因此，當他到台北後，首五個星期便講了廿多堂道。接著，正要計劃離開台北到其他地方考察時，卻突然收到政府通知，說他已達服兵役年齡，要馬上入伍，為期兩年。「因為我戶口也去了那邊，入境時已交。馬上通知我去軍訓，我就無所謂，軍訓就軍訓。」但會督卻不同意，認為派他到台灣因為人手缺乏，如果要接受兩年兵役，倒不如留在香港。但梁入台時已辦妥移居手續，嚴格而言是必須服兵役，要離開台灣實在談何容易。幸得台灣警備總司令黃仁霖將軍協助，才能辦理離台證，回到香港。這位黃將軍原來是梁父親（梁官松）在東吳大學的同學，也是衛理公會會友，跟黃安素會督認識多年。梁林開牧師回想這段經歷，只是輕描淡寫：「所以台灣做了五個禮拜，如果當兵，就留在台灣，一直下去。上帝有自己安排。」
從台灣回來後，梁林開重返北角衛理堂，到一九五八年開始，便調派到九龍安素堂任助理傳道，協助楊震牧師。當時他住在衛斯理村的同工宿舍，經常與村民接觸，安素堂牧區又兼轄李鄭屋邨七層徙置大廈的天台工作，因此梁便有許多機會接觸基層市民。同時在四月正式開展邨內的「奶店」事工。李鄭屋邨奶店是基督教世界服務會（World Church Service）與衛理公會的合作項目，由前者提供設備、奶粉供應及開支，安素堂則負責人力及管理。奶店設於「E」座地下，專為「K」「E」兩座十三歲以下兒童派發牛奶。不過，由於村民對「飲牛奶」一事缺乏教育，領奶人數逐漸減少。為吸引兒童，六月起在牛奶外，再附加餅乾。到十月，更把對象擴至全邨十三座的兒童。結果每日約供應牛奶一千六百杯。梁曾在年議會報告有關項目，總結時說：「除了分發奶水之外，並預備利用這機會分派福音單張，使他們在肉體得增添營養外，同時在靈性上得到幫助。」在事奉初期，梁牧師很快會體會到，救濟工作與福音，並不是非此即彼，而必須相輔相承。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衛理公會台灣香港臨時年議會假香港北角衛理堂舉行，這是黃安素會督臨終前主持的最後一次年議會，並由他親自封立梁林開、李廷英及彭傳經三位青年人為副牧。
一九五九年秋，梁林開在年議會支持下，取得「基督十字軍獎學金」（Crusade Scholarship），前往美國俄亥俄州衛斯理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進修。美國衛理公會不少會督（包括黃安素會督）也在這所大學畢業，不少人笑言，這是一所「會督大學」。由於他已在三一完成基本神學訓練，故教會方面希望他能完成大學本科，進修期為兩年。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年議會又通過推薦他受封為長牧（Elder）。由於梁在美進修、故授權俄亥俄州年議會負責封立。一九六○年六月，梁林開在俄亥俄州受封為牧師，他憶述封牧禮十分特別，只有四個人，除他以外，就是他所屬禮拜堂的牧師、教區長，以及俄亥俄年議會的華納會督（Hazen G. Werner）。後來華納會督於一九六四至六八年間，又被派為香港及台灣兩個臨時年議會的會督。
一九六一年，梁林開學成從美國回港後，被年議會調派到大窩口的亞斯理巡環（Circuit）任主任牧師。亞斯理巡環包括亞斯理村、社交會堂及黃大仙徙置區「X」座的天台工作）。他憶述剛回港不久，碰到楊震牧師時，竟被楊罵他為何不繼續進修，那麼快就回來。梁回答：「我不知道，要我兩年就兩年。」因為教會最初決定他讀兩年，所以梁完成學業後便馬上回港。原來，當他一九五六年從新加坡三一畢業回港時，楊震牧師也曾問他，為何不繼續讀下去。梁牧師估計，楊震牧師的意思，是年青人有機會就應該外出，開拓自己。但梁的想法卻十分單純，教會要他讀多久就多久，完全順服，從不為自己打算。因此，多年後梁牧師自豪地說：「我是那麼多人去美國第一個回來。」不僅如此，五○至六○年代衛理公會送到美國進修者，不少自美國回港後，事奉一段時間又再離港，最後移居北美。自始一直留在香港事奉的，只有梁林開牧師。
梁牧師在亞斯理巡環事奉了三年。一九六三年，香港成立獨立的臨時年議會，分東西教區。一九六四年，西教區長楊震牧師病逝，會督詢問梁林開、徐廉及彭傳經三人，誰人有意接任。梁牧師馬上婉拒，結果由彭牧師接任。由於楊震同時兼任安素堂主任牧師，亦須尋找繼任牧者。當時安素堂在窩打老道的建堂工作正如火如荼進行，新堂落成後，配合相連的社會服務中心，將成為衛理公會西教區的重要據點。梁牧師憶述，教會方面有意將他調到安素堂，但堂會方面希望梁師母也一併參與安素堂事奉。查梁牧師於一九六二年經介紹認識了世界靈糧堂佈道會創辦人趙世光牧師的女兒趙天珍，結婚後趙世光希望梁轉到靈糧堂幫手，被梁婉拒。由於師母亦在靈糧堂從事傳道工作，故梁牧師跟她有協議，就是他不轉到靈糧堂，師母亦不轉到衛理公會。（梁與師母育有一女頌真，後師母因癌症安息後，梁牧師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續弦，與洗淑嫻結婚，育有一女頌恩）結果，梁牧師無法滿足安素堂的條件。於是一九六四年的年議會便調派他任李鄭屋邨堂的主任牧師。梁牧師跟安素堂再續前緣，已是一九九○年的事了。雖然他退休前最後一個牧養堂會是主恩堂，但為期只有一年，安素堂的牧養（1990至1996），可說是其退休前較長的堂會職事。
李鄭屋邨堂於一九六三年成立，是在徙置區事工的基礎上發展的堂會，到一九六五年正式命名信望堂。信望堂成立之初，仍於李鄭屋邨天台聚會，是名符其實的天台教會。一九六四至六六年間，梁牧師亦兼負衛理公會徙置大廈的天台康樂中心工作（橫頭磡新區19座、黃大仙26座、李鄭屋19座及大窩口13座），對象主要是新區的青少年人，為他們提供有益身心的康樂活動，並藉此讓他們認識基督教的福音。一九六六年，信望堂正式在青山道購置單位，教會擁有自己的地方。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間。梁林牧被委任為西教區教區長，一九六九年調任東教區教長，兼任北角衛理堂主任牧師。梁牧師在北衛的事奉，一直至一九八八年，長達十九年之久。如果把他在一九五六至五八年間任北衛理助理傳道也算在內，更合共廿一年，是他牧養最長的一所堂會。跟他過去的事奉經歷比較，亞斯理村、李鄭屋邨，以及新區天台工作的服事群體，均屬社會低下階層，傳教與救濟、福利服務間有著密切關係。至於北角衛理堂，則屬較中產及富裕的社會階層。加上優良的幼稚園及小學工作，又為梁牧師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事奉經歷。
降大任於斯人也
從五○年代走到七○年代，香港社會也經歷重大的改變，從難民社會搖身一變成為相對富裕的社會。同樣，原先由差會建立的衛理公會，也由具濃厚難民與移民色彩的教會，轉型為植根本土的本地教會，並且具備實現自治、自養的條件。一九七二年，香港基督教衛理公會宣告成立，由於當時衛理公會已跟循道公會商討合一，故通過新成立的年議會領袖，不稱會督或監督，改為會長。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五日，經七次票選後，梁林開牧師正式當選為第一屆會長。一九七五年，在梁牧師的帶領下，衛理公會正式與循道公會聯合，成為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在一九八二至八八年，一九九四至九七年間，他又三度當選為聯合教會的會長。
戰後香港教會的發展，聯合性的事工也佔有重要的位置。梁牧師的事奉領域，也逐步從堂會與所屬宗派，推廣至跨宗派的合作。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是他最早參與的聯合性組織。他憶述與聯會的結緣，完全是因為三一神學院的學兄劉治平牧師。當梁在信望堂事奉時，劉牧師已擔任聯會總幹事，由於聯會是以堂會作成員，故劉牧師常催促好友為信望堂加入聯會。一九六六年信望堂擁有自己的堂址後，便正式申請成為聯會成員堂。自始，梁牧師便開始參與聯會的事奉，其中以傳道部最為積極，到一九七四年更被選為傳道部長。一九七五年，聯會邀請到著名佈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來港主領佈道大會，梁又擔任佈道會的音樂部長。一九七七年，學園傳道會與聯會合辦新生命運動，主題是「我找到了」，梁牧師以聯會傳道部部長身份任大會主席。運動為期三週，希望能在全港推動福音遍傳的異象及目標，協助教會領人歸主。
梁牧師藉著聯會傳道部的平台，積極反省如何能將福音廣傳。在他推動下，聯會曾組織「青年佈道大會」，更找到著名歌星陳秋霞獻唱。陳是十分熱心的基督徒，藉著她在演藝界的知名度，突破了一般佈道會的框框。一九七七年，藉音樂及大眾傳媒傳福音的「佳音使團」成立，梁牧師又擔任使團的主席。使團旨在推動使用不同媒介傳揚福音，除福音詩歌外，又曾在麗的電視播放宗教節目。雖然財政面對許多困難，甚至要出動北角衛理堂幼稚園合唱團學生獻唱來籌款，但這反映出梁牧師願意創新，以圖突破舊有傳福音框框的努力。
由於梁牧師在聯會積極參與，在七○至八○年代，他八度當選為聯會主席。此外，他以會長身份代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出席基督教協進會。協進會成立於一九五四年，是本港教會另一個重要的聯合性組織，繼承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以宗派為成員。一九八三至八五年，他擔任了兩屆的協進會主席。綜觀本港基督教歷史，梁牧師是唯一一位先後擔任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的教會領袖。
在推動中港教會關係方面，梁牧師也扮演重要角色。自五○年代以降，中港教會關係因政治因素而中斷往來。文革後，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梁牧師是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批組織本港教會牧者及家人合共廿三人（同行者包括李景雄牧師、黃作牧師、張慕皚牧師、許道良牧師、劉允牧師等），以旅行團名義到內地（廣州、杭州、上海、南京、北京），並獲內地教會及政府官員接待。當時內地才剛撥亂反正，教會仍未公開恢復聚會。此行不僅是梁牧師離開家鄉廿多年後的遊子重返，也標誌著斷絕往來的中港教會恢復交往，為日後更全面的接觸奠下基礎。不過，由於當時文革陰影仍存，梁牧師此舉卻被標簽為「紅色牧師」，往內地朝聖云云。對此，他並不理會有關批評，自始以後，梁牧師一直關心內地教會發展，積極推動中港教會交流。他說：「不理如何，教會開放，信耶穌的人愈來愈多就好了。」
八○年代，時值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香港人心憂慮前景，由於協進會的關係，他於一九八四年九月，參與了基督教界訪京團，是第二副團長，向中央政府反映教會界對九七後宗教自由的憂慮，並呈交《宗教自由聲明》。一九八六年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梁牧師是基督教界代表之一，表達教會人士對九七後宗教自由及教會角色的意見。在擔任基本法諮委期間，有一次他接待港澳辦主任魯平來訪，在陪同魯平參觀黃大仙時，魯平跟他說：「教會就教會，社會就社會。」當時，梁牧師馬上回應：「甚麼是教會的事，包括很多。教育及社會服務都是教會的事。人的事都是教會的事。」魯平並不同意梁的立場，認為教會不應過多干預社會事務。但梁並不理會，繼續表達其意見，指香港教會多年來一直參與教育及社會服務，「難道不是教會的事？」
雖然香港教會肯定九七回歸，但因應九七前後教會在社會關懷的角色仍有不同意見。當時協進會的路線，不為個別執委認同，不希望協進會成為與北京對抗的壓力團體。對此，梁牧師並不完全贊同部份執委的處理手法。時任新聞工作者的劉慧卿於一九八八年撰文，指香港主流教會出現保守派與開明派的政治分化，並點名批評個別教會領袖聽從北京的意見。梁牧師接受劉氏訪問時，坦白承認教會存在「無形壓力」。在劉慧卿筆下，梁牧師雖非「開明派」的代表，但卻又與其他「保守派」的表現「截然相反」，對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循道衛理年青牧師予以肯定及包容。香港教會處於風高浪急的八○年代，梁牧師的開放與包容，誠然反映出其令人敬仰的領袖風骨。
由於對前景的憂慮揮之不去，香港社會出現的移民潮亦波及教會。站在前線的梁牧師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他跟劉慧卿說：「一九九七年還未到，但香港有些人已在規定甚麼可以或不可以做。」一九八八年，梁牧被診斷患上淋巴瘤，遵從醫生吩咐，要放下工作。於是他辭去所有職務，這時循道衛理會會長的任期亦屆滿，便跟教會請假一年。當他正要動手術切割胃部，醫生再次照為他照胃鏡時，卻發現他只是患上胃炎，無須動手術。後來他續假一年，舉家移民到加拿大，協助牧養加拿大的華人教會。由於他早年在美國封牧，故移民手續順利進行。兩年後，他履行對教會的承諾，於一九九○年回港，接受調派至安素堂。
去，傳揚福音
回顧梁牧師的一生，上帝讓他經歷了不同的「跨越」：從上海桴浮至香港；從浸信會回歸衛理公會，再到聯合教會的創建；從新加坡到美國的異文化學習；從香港移居加國，再回流香港事奉……這些經歷，不僅拓闊他的視野，也培育其有容乃大的胸懷。同時，上帝又讓他經歷了不同的事奉場境：從平房徙置區（亞斯理村及亞斯理堂），到徙置大廈的基層事工（天台工作及信望堂），又有結合教育及社會服務的中產堂會（北角衛理堂及安素堂）。這一切，令他能夠更深廣地體會上帝的國度與福音的含義，不論服事的對象屬何等階層，也不管藉著甚麼方式，最重要是尋索福音與宣教對人群的意義。再者，上帝也藉著上述不同的事奉機會裝備他，一步一步引領他走上領導教會的崗位，再從宗派領袖成為基督教領袖，對教會及社會作出貢獻。
一九九七年，年屆六十五歲的梁林開牧師正式退休。但他卻仍殷勤事奉，先後擔任香港聖經公會義務總幹事、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義務總幹事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執行委員會主席等。期間他曾先後接受心臟搭橋手術及直腸癌治療，但康後復後如常應邀在香港及中國內地主領聚會，藉講壇牧養信徒。
二○一二年一月廿三日，年初一早上，梁林開牧師因心臟病發，猝然離世。上帝的時間很特別，六十一年前的年初一，上帝引領他來到香港，六十一年後的年初一，上帝把他領回到天家。很多時候，基督徒面對死亡時，會以亡者已「安息主懷，與主同在」來抒解憂傷。其實，梁牧師的一生，從來沒有與上主分離，一直為主而活，與主同工。回想五十四年前，黃安素會督囑咐青年的梁林開：「去，傳揚福音……我以爾等為榮」。五十四年後的今天，梁林開牧師走完人生的道路，並以他的生命回應了黃安素的期許。同樣，他也在向我們發出召喚──去，傳揚福音……我以爾等為榮。
後記
筆者與梁林開牧師的認識，始於一九九○年他調到安素堂時，不經不覺，相知相交已逾廿載。仍記得，我第一次在安素堂講道，是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當時我只在本會讀信徒三年神學課程，尚未接受義務教士訓練，但梁牧師知道我因在建道神學院任教關係，已到其他教會講道時，便跟我說：「既然你在外面講，何不在安素講？」便打破慣例，安排我講道，開始我在安素的講壇事奉。他在安素堂時，我很喜歡聽他談教會的往事，第一次從他口中知道本會在五○年代為服事難民而辦了第一條平房村衛斯理村時，便被這獨特的宣教模式吸引。二○○一年利用安息年完成了香港「基督教新村」的研究。因著對香港教會歷史及循道衛理教會歷史的興趣，曾多次訪問梁牧師。後來更蒙允跟他作較詳盡的口述歷史訪問。那次訪問於二○○七年一月五日進行，為時約兩小時。惜因個人疏懶，看見梁牧師精神如常，誤以為日子尚多，竟把訪問之事一再擱延。現在回想，誠為一生憾事。
大年初二，驚聞梁牧師離世，懷著極複雜的心情，把電腦內的錄音整理，期間不時回想跟他的交往……為表達思念之情，乃在口述歷史記錄基礎上，再參考教會文獻作核實及補充，草成此文。整理及寫作過程，梁牧師一生展現眼前，竟然成為一次獨特的屬靈之旅，醫治內心憂傷與不安。在訪談中，最多聽到的，是「無所謂」三字，這不僅反映其個人隨遇而安的樂觀及包容性格，也是他仰賴上主信實的最佳註腳。他這次突然離開，肯定打亂了他及其許多人原來的計劃，帶來不少遺憾。也許梁牧師仍只是帶著微笑地說：「無所謂啦！」
願上主安慰人心的靈與捨不得梁牧師的人同在，特別與其家人同在。他一生的事奉，已為我們樹立榜樣。
草於二○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編按：二月二日收到筆者訂正電郵，指文中提及梁牧師於七十至八十年代八度任聯會主席，資料有誤；他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是五度任聯會主席〔1978-80，82-83〕，其餘三任是在2000-02年。）
（編按：二月十五日收到筆者訂正電郵，表示翁傳鏗牧師來電賜正，「神學啟蒙，信仰根基」末段提及梁林開牧師當年的同窗之中，「鄭顯羔」應為「鄭獻羔」，而「林鴻濱」應為「林鴻賓」。）
【相關消息】梁林開牧師安息禮拜二月四日舉行（1月27日消息）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