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
白耀灿、吴思源、李锦洪、余英岳、吴美筠、刘霁嫺、梁伟洛、黎海珊、罗民威
由从心会社及《时代论坛》合办的「『辛亥情怀，感动中华』祈祷会──香港基督徒为中国献上感恩祭」，于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百周年当天假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香港堂举行，香港堂前身为道济会堂，国父孙中山经常参加道济会堂的主日崇拜及查经班。分享及领祷员为：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香港堂主任牧师余英岳、资深戏刻及文教工作者白耀灿、从心会社社长吴思源、香港大学附属学院高级讲师吴美筠博士及《时代论坛》社长李锦洪；主持为黎海珊。聚会逾七十人参加。
上帝的使命
余英岳主讲「辛亥革命与香港教会」，表示辛亥革命时香港的教会不太多，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与参与并非以教会为单位，「积极参与的是教会内的牧师及基督徒」。他们因着圣经，看到中国的腐化及列强欺凌，「凭着上帝给予他们的使命，让国家走向共和」。辛亥革命活在教会当中，「天下为公、三民主义」等观念都是源于圣经中上帝的话，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能够得着上帝的爱和公义。当时的基督徒革命烈士大部分来自几个教会，包括道济会的王煜初、何启、尹文楷等等；香港纲纪慎教会，亦即今天的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的陆皓东、李自重、冯自由等等；圣公会的杨衢云及谢缵泰；礼贤会的郑士良等等。他形容这些基督徒革命烈士「出钱出力，虽然一次又一次失败，但仍然为着革命理念奔走联络」。什至设立革命志士招待所、青山红楼设军火库等等。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有民主，更进步」。而因他们在辛亥革命的态度，激发起中国各省各地响应革命，「这班基督徒的不屈不挠，终得革命成功，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
不迴避的基督徒
白耀灿主讲「革命斜路上的基督徒」，皇后大道又叫大马路，「向上望，是一条长长的斜路，有着千人的足迹，历史的印记」，可惜足迹和印记都已模糊，只馀下几块纪念牌。白耀灿强调「香港这山城有独特的风情」，当年革命先贤在此奔走，留下不少足迹，例如辅仁文社，附近是结志街52号，亦即杨衢云被暗杀地点，再过一点就是中央书院。他指「斜路风情」特色有三，第一是纵横交错，容易匿藏。第二时在斜路走动，特别费力，所以要有恒心和毅力。第三时斜路并非康庄大道，不是当时的正路，也不是主流社会，唯有坚持的革命人士，才「能闯出一番新天地」。
白耀灿又指革命烈士有一份浪漫，当年清廷欲刺杀杨衢云，消息走漏，友人劝杨离开，杨却说：「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与耶稣背起十字架，踏上苦路，饮苦杯如出一辙。刘静庵是湖北人，于武昌办科学补习所，并发展成革命组织，他被捕入狱受刑致死，友人用白毛巾替他抺去满面血迹，正如耶稣基督为人留下的宝血。七十二烈士当中有二十九个华侨，其中有位二十岁的青年，他的母亲坚拒他参与革命，结果他留下一首绝命诗。白耀灿说：「浪漫是指不计成败，不计得失，」为着美好豁出去，但现今社会太务实功利，失去了浪漫。而今天的教会安全系数很高，会看课题是否太敏感，「百年前的基督徒，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迴避」。
吴思源主讲「普及文化的百年璀璨」，他最近有机会去台北参观国父纪念馆，里面设了编年展览介绍民国百年的历史，但发现中间有三四十年是空白的，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吴思源介绍《西潮》一书，当中记戴了中国的文化社会生活。因为治外法权，上海空间散播民主自由思想，工业得到急促发展，留学生回来掌管不同行业。北平，人们平等，不再有满洲贵族，有空欣赏名伶唱戏、可到故宫博物馆参观、可到西山凭吊名胜古迹，「当时的中国政治还政治，民间有很大的空间」。吴思源指人们崇拜唐朝文化，诗曲达到顶峰，因为当时的文化「近人情」，使人身心向往。可惜现今中国只有物质文明，精神生活连一些贫穷国家也比不上。
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文学革命
吴美筠的讲题为「从辛亥革命文学到文学革命」，她说：「没有晚清的洋务运动，没有因此栽培第一批留学生，没有这批留学生，何来最早接受以及传播民主民权的革命思想的知识革 命分子。没有船坚 炮利的殖民冲击，何来传教士带来科技、教育的文明载体。」她指革命人士借小说推广民权，发出革命的呼声，表达对满清的愤怒，所以「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文学革命」。
晚清时有新小说的诞新，提出的人是维新派，从而配合政治改良。晚清亦出现很多翻译小说，虽然译得不好，但却启发了中国知识份子，例如梁启超美国小说《百年一觉》影响写成《新中国未来记》。又例如中文和合本圣经于五四运动前一天刚好印刷好，对白话文运动铺垫重要发展基础。另 一方面，南社当中的新派诗人，虽然仍是写旧体诗，但是诗的主题，艺术趣味等却得到很大的创新。南社很多社员都是革命家，同是兴中会、同盟会的会员，例如宋教仁，秋瑾、黄兴等等，「他们有丰厚的文学根底，情感丰沛，语言精奇。」当中有女性个体的文学作品，不少社员更通过文学作品推动妇女教育及女性个体醒觉运动。当时也有不少作品回应辛亥革命。不少作家受到基督教思想影响，例如老舍、冰心、林语堂，也有不少作家取材自基督教材料。吴美筠希望现今社会「不要让文学成为隐藏的话语」。
告别革命 民主圆梦
李锦洪主讲「下一个辛亥百年」时指出，钱穆先生曾说过：「中国人对历史必需具备温情和敬意的」，回顾历史需要深层的信仰反省，历史只有遗忘没有如果，「温情和敬意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先贤及处境」。他认为基督徒的浪漫情怀是相信及祷告，并聆听上帝的心意。辛亥革命已经一百年，但两岸仍然是分治，台海局势仍然紧张，两地什至呈现某种程度的战争状态。国庆竟然展示最新武器「为什么庆祝国家的生日要展示武器？」这是很中国式的语言。虽然历史是从胜者的角度去写的，辛亥革命，两地各自解读，国民党指革命未完成，共产党指革命不够彻底，「香港却应该从客观的角度去回顾辛亥的历史」。
中国人需要基督教信仰，年青人严重的心灵空虚。李锦洪有两个发愿，第一是中国能告别革命， 用和平理性常规性的方式去改变，不过，「两岸要和平统一，双方的民主进程要接近」。第二是民主的圆梦，他期望香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历史承传了自由思想的孕育空间。中华文化能在失控的世界里回应问题，回归本位，作回馈。
会上设有诗词朗诵，诵读包括有革命人士的着作：孙文（挽刘道一）、刘静庵（九月初七日移新监作）、秋瑾（致徐小淑绝命词）、黄兴（蝶恋花──赠李沛基）、胡石庵（退还袁世凯所授「勋章」）及胡适（双十节的鬼歌）)，由吴美筠选注及由罗民威、刘霁嫺及梁伟洛负责朗诵。中华基督教会亦于合一堂香港堂举办一百周年图片展览。
【附件】大会场刊（MS Word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