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光兄等撰文（见第一二五五及一二五六期众议园，下称〈基〉文），谈论基督教选委议题里的论据思维，并以尤达的「让教会作为教会」（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成为批判现时正反双方思维的框架。〈基〉文声称要说明的，是教会应有的「政治」角色定位。在下篇里，便有一句话说：教会要防止自己被世俗「政治化」，非但不应自我「去政治化」，反而要活出其应有的政治性。
那么，什么是教会的「政治性」？在上篇里，文中写到，教会的任务不是要「掌控历史」。这隐隐批判着在泛灵恩教会流行的「七座山使命」（7-M Mandate），这个提法源自魏格纳（Peter Wagner），背后正是以教会重掌世界为使命的「掌控神学」（Dominion Theology）。若教会不是要（重新）掌控世界，那么，教会有什么事做呢？文中指，教会要弄清自己效忠的对象，「她只是被授权活出上帝的主权，以生命作代价来挑战邪恶的权力」。只是，相信上帝要在七山重掌王权的信徒们，他们不正是相信，那就是上帝的主权的重掌吗？他们正在捆绑地域邪灵，又怎会认为自己靠拢的是「邪恶的权力」？
文中指，要让教会成为教会，一方面是要「抵抗世界意识形态的入侵」，另一方面是要作为另类社群，「以基督的信仰向世界展示另类的价值观」。这一个献议，又跟基要福音派主流的文化战争有什么分别？请问该文诸作者打算怎样把自己和这些已有的做法作区别（若他们相信那是天渊之别）？
另外，当该文批评教会相信「朝里有人好做官」，并「向政权靠拢来追求传福音的果效」，诸作者跟「宗教右派」论述的批判可以作区别吗？教会是否凡跟政权打交道，就是出卖了信仰？当不同机构和堂会请来高官在宗教活动里剪彩或领祷，是否「向政权靠拢」？若果采取批判宗教右派的讲法，教会种种亲权贵的行动不过是政教勾结，那么，教会应该做的是什么？当然是远离权贵，参与民众抗争。只是，该文的作者主张教会要「透过圣灵彰显天国的能力」，那究竟是基要福音派的「生命影响生命」，还是解放神学式的政治抗争？若两样都不是，那诸作者要求的具体行动是什么？
「不」之后，我们需要的「是」
笔者相信，在教会的政治角色这一个课题里，我们有足够的「不」，但缺少清楚的「是」。有不少基要福音派的教牧和信徒领袖，还是相信「政教分离」这一套，若用这个眼光去读该文，大家仍然会说「阿们」。因为对于什么是教会的政治性，诸作者或者尤达，似乎不太愿意作出世俗性的献议。诸作者在「是」这一点上，作出的是神学性的指涉，指涉的是三一神，而整个神圣系统与世俗系统接触的介面，是一个「展示」关系，是一个「活现」关系。换句话说，教会和世界就像两个各自封闭的系统，它们有自己操作的法则，而它们的沟通，是通过世界感应到教会，感应到她的生命力，感应到她的新生样式。这个模式，笔者称之为「感应模式」（induction model）。
笔者疑虑，诸作者所提议的另类社群，再加上要抵抗世界和邪恶的政权，很容易造就一个隔绝系统的形成。这个系统往世界没有通道，它只能靠感应来传达热能。这样，便形成教会的异化，让她不再能辨别自己参与世俗的那个部份（因为事实上教会需要在世界中，除非教会能生产自己的封闭政治经济系统）。另一方面，另类社群只能像另类消费一样，作为一件商品来进入世界，即进入巿场。笔者不反对成为商品，但商品必须意识自己是商品，也需了解作为商品的局限，就是愈来愈不敢挑战资本主义逻辑。
在教会抵抗邪恶权力，和教会活出另类社群之间，我们还需要一种实践，它发生的场所，就在「公共域」。教会不参与的，应该是私下的政治拉拢或以集体手段促进这种拉拢的筹码，而不是公共议事、政策争辩和群众运动。君士坦丁化的特点，是把原来的罗马公共议事，变成一个封闭的教权系统，它的邪恶正在于此。相反，我们应肯定教会作为群体在公共域的积极介入。正正是教会参与这个把政治维持在私人域的共谋，并持续清除公共域，才使政治必须以一种私相授受的形式展现。
生产公共域作为信仰实践
什么是公共域（public sphere）？就是一个未被规划的空间。这个「未被规划」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公共域不是指公共设施（例如公园），更不是指家庭以外的空间（例如早前中神的职场讲座，就误把「职场」叫作公共域）。它指的是尚未定义管制措施、由实践开出的空间。办公室不是公共的，因为它为企业守则所规範，而维园用作公共议事，不因它所为公园，而是它所发挥的全民议事作用。
「未被规划」亦意味着，这个空间未指定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举例，究竟反高铁八十后苦行，是世俗的政治抗争，还是神圣的灵性净化？就在这个活动里，打开了公共域，因为这里一切尚未定义。或者讲远一点，究竟当卫斯理约翰（John Wesley）对着工人在讲道时，那里是街头集会还是崇拜？露天讲道这实践所开发的，就是一个新空间，而这种开发公共域的实践，笔者视之为「福音性」的本质。
容我再进一步说明，公共域不是指一个静态的物理空间，根据列伏斐尔（Henri Lefebvre）的使用，空间是在实践中生产（produce）的。举例，不是一个叫作「表演台」的设施就是公共空间，但当一个小丑在闹巿街头进行表演，他生产了一项表演，同时也生产了这项表演发生的「表演台」。
这么样，教会要成为教会，不只是要为了世界的好处（for the world），而且，它就是作为世界那样（as the world），生产新事物，生产那尚未被归类为神圣或世俗的新空间。这模式，可称为「生产模式」（production model）。
教会要活出复和与宽恕的道理，它不仅是作为一个「另类见证」，而是就在它作为世界里的一份子，怎样面对自己的事情，当中有怎样的取态，这个作为自己为自己的事表态，就是教会最主要的见证。见证不是在教会把自己从世界排除出来，再返回世界的时候发生。遵循这个「退出然后返还」的模式，造就了大量的见证消费，以影像取代形象。相反，教会不过需要做好自己作为世界的一份子，这就是教会「对基督效忠」的最主要表现。举例，教会最主要的见证场域，不是批评小圈子选举的特权性质（这种批评应该送到教内的特权人士），而是它里面的执事先生和牧师先生，他们怎样在自己的权限里回应功能组别的课题。公共域，不是教会剩下的一把先知声音，而是教会从没离开过的肉体生活，在那个信仰不是排除性的语言的混杂空间的生活。
若不把政治性放回它本属的物质性生产（material production），便出现〈基〉文下篇的一个特色，就是：究竟，最终你们是赞成参选，还是赞成放弃参选？还是，只要用心好就哪一个抉择都没分别？这是政治与敬虔（piety）的混淆：敬虔说，你的心比一切都重要；政治说，你的行动选择了别人的生死。
这个问题，不是要问「应该参选」还是「不应该参选」（律法主义式处理），而是说，若效忠基督不是以行动为终点，我们又从何谈论效忠所倚赖的押注？还是，我们可以谈论效忠，而不谈论我的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