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香港基督徒圈子的热门政治话题之一，相信乃第四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二○一一年七月廿四日，基督教有关团体举行了一个座谈会，题为「教内普选让基督徒选民体验『民主选举』？」，出席者众，对于基督（新教）教会应否参与特首「小圈子」选举一事，各有支持与反对。
本文分上下两篇，首先尝试从神学角度，阐释和批判君士坦丁主义，说明教会应有的「政治」角色定位。然后在此基础上，继而在下篇辨识教会参与政治的另类可能性。
君士坦丁主义的影响
门诺会神学家约翰尤达（John Howard Yoder）认为君士坦丁象征基督教历史新时代的诞生，对西方基督教会带来众多深远的影响，什至是西方教会堕落的开始。我们先要尝试了解尤达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上帝如何在历史中工作？
根据新约的见证，上帝在历史中工作有两个可以区分的层次：一、教会乃一个可见的认信群体（a visible, confessing community）。因为教会的崇拜是可见的，认信是公开的；它的生活方式与邻舍不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世人知道何处找到教会，明白基督徒与非信徒的差异。这个自愿性质的少数群体乃上帝在历史中工作的机关。二、上帝无形地工作以管治世界。不过基督徒通常都看不见上帝的统治，尤其是在被逼害的时代，看不见历史事件是有上帝的保守。早期教会透过先知的教导、群体的经验与洞察力来宣告一个隐蔽的意思：上帝统治世界；而复活的主透过利用各样地上的权势达成这隐蔽之目的，包括经济与政治的权力均在上帝的统治底下。简言之，新约信徒明白上帝使用教会来宣讲、服事、团契，可是他们必须凭信心来领受上帝统治世界的事实。然而，上帝统治世界只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教会在此只是承认上帝是全地之主，但教会并不代表上帝统治世界。
君士坦丁以后，这个信心出现根本的（radical）改变。三、四世纪的教父优西比乌（Eusebius）提出一个替代想法：上帝透过君士坦丁来统治历史。在他的诠释中，君士坦丁的贡献远超过给予基督徒享有宗教自由；在优西比乌眼中，影响更深远的乃君士坦丁被视为救主、主教和神学家之类的身份。君士坦丁把帝国带入教会，故此非罗马帝国公民的野蛮人便成为异教徒。唯一可以配合这种上帝使用君士坦丁的历史观，就是不容让国民有自由来选择成为非基督徒或基督徒的异见者。
建基于上述观点，尤达提出「君士坦丁式转移」（the Constantinian shift），它导致教会在信仰践行和神学出现变化；在此仅讨论两项较为重要和相关的观念：新教会论及新终末论。
一、新教会论（The New Ecclesiology）：原本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人口中是不超过十份之一的少数群体，他们身处社会的边缘位置。在君士坦丁掌权后，教会的成员就是全体国民。因为每个国民都会受洗或受浸，所以人人均自称为基督徒；换言之，成为基督徒乃社会的常规与习惯。后来信奉异教成为非法，什至连教会中的异端也被禁制，凡对正统信仰有异议的必定受罚，所以非基督徒是少数持特殊信念的人。因此，在政治与社会情况的逆转下，「基督徒」这名字在道德上、情感上和理智上的意思亦随之改变。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徒与早期教会的基督徒，无论在社会地位、信仰和生活经验上都有云泥之别：早期教会的信徒是社会边陲被压迫的少数群体，君士坦丁时代的教会却是位于社会中心的建制主流。
在君士坦丁之后，教会不单由受洗或受浸者所组成，更瞩目的成员是神职人员，特别是那些由其他神职人员授权而被推选出来的主教。在崇拜中，纵然无人能确定上帝是否同在，但神职人员主持圣礼，他们被视为上帝临在的象征，并成为众人目光之所在。这是有形教会存在的最确凿场景，焦点遂落在履行祭司职份的几个人身上，可是他们并非全部是忠心的。换言之，他们主持的圣礼是被认可的，但主持的人却不需要是名实相符的忠心仆人。因此，有形教会的法定记号并非会众，而是那些有资格主持圣餐的神职人员。在这情况下，主教无需是真正的信徒或是被拣选的；事实上，神职人员是否真信徒或被拣选是无从稽考的，所以主教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是伪善者。从此，信仰群体的定义并不以信徒为本，而是集中在神职人员身上，特别是主教制度（episcopacy）；自此以后，「教会」被视为一个组织的层级制度（hierarchy）多于一群人（a people）。
对于新教会论的问题，尤达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徒透过经验的事实知道一个教会的存在，他们须本于信心知道上帝掌管历史。在君士坦丁之后，基督徒知道上帝掌管历史的事实（毕竟，君士坦丁是其中一位），但他们须凭信心知道一个教会的存在。这是救恩历史意义的转移，为此君士坦丁成为这个象征。这正是中世纪的哲学意义，其中新约的终末论自此被颠倒过来。」
二、新终末论（The New Eschatology）：「耶稣基督是主」（Jesus Christ as Lord）是使徒教会的重要认信：复活的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统治仍未降服的世界（kosmos）。纵然世上执政的与掌权的（the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仍未承认基督的主权，但它们没法摆脱他的掌控和敌挡他的终极胜利；基督也会使用它们来完成其计划。这个观念可称为天佑（Providence）。不过在君士坦丁时代，上帝对世界的管治已由一位基督徒君王实现了，所以天佑已不是信仰所需的事物。此外，千禧年的观念亦被改写：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变成现在经已实现，因为君士坦丁的胜利已完成了上帝将来的终末胜利；换言之，罗马帝国教会的成立，就是启示录预言的千禧年之临降。故此，当教会与世界结盟后，一个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刻意放弃原本的终末论，因为上帝的心意已经达成了，不过这是一个讽刺的现实：教会征服世界是透过教会被世界征服。尤其什者，这个推理导致终末论更严重的偏差。倘若天国的实现是透过当下的社会秩序，国家就不单是协调众多相互竞争的利己主义、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它更成为上帝打败邪恶的代理人，但也可能导致混乱。十字军就是经典例子。神圣罗马帝国没有履行哥林多前书二章所描述的君王职责，反而为了信仰而开启战幔，屠杀异教徒。因此，在新约终末论之中那留给上帝行使的审判功能，在教会的同意下就成为了国家的禁癵。尤达称之为没有终末论的和平（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更严厉的批评是：君士坦丁式异端（the Constantinian heresy）。
教会的「政治」角色
事实上，圣经中从没出现过「国家、政府」（state）这个字。社会学家通常定义一个国家、政府为一个人类社群、一片领土上，（成功地）拥有合法行使武力（physical force）的垄断者。「国家、政府」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其决定性的共通点是「行使武力的垄断权」。
保罗在新约所讲的「执政的、掌权的」是指地上有权势的统治者与君王，此乃今天的国家、政府。「掌权的」也是被神所造的，乃堕落的力量（fallen powers）。当基督再来时，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弗一10，三10）。所以，倘若忽略了「掌权的」堕落性（fallenness）而与它结盟，教会便成为其堕落腐败的共犯。此外，国家与教会之间存在着无可避免的张力：效忠的问题──对国家效忠，还是对基督效忠？故此教会首先必须明白「掌权的」并没有秉公行善的能力，从而我们才可以摆脱对国家、政府的虚幻期望。我们要留意，国家、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只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不能被视为终极救赎的途径，因此它不能被视为拥有属天的尊崇或弥赛亚的身份。所以保罗明言：「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罗十三4），国家、政府并非信徒终极的关注和委身的对象。
至于教会，她乃信徒群体，由圣灵引领进行团契和参与三一上帝的使命。教会首要任务是先求上帝的国，需要借着圣灵引领，在基督里遵从与顺服上帝。由此可见教会的任务并非为了掌控历史，而是透过圣灵彰显天国的能力；换言之，教会是所结的初熟果子（the first fruits）。她只是被授权以耶稣的方法来活出上帝的主权，以生命作代价来挑战邪恶的权力。若然教会未能令世界自知其问题之所在，这就是教会的失职；可见教会的其中之一的使命是服事世界，并非作世界的主，故教会被称为仆役群体（a servant community）。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认知是，基督的救恩和天国的事业绝非透过世界权力的方法或与政权结盟而达成，否则就重蹈君士坦丁主义的谬误。事实上，这错误的想法是与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道路与复活背道而驰。不过，对教会而言，这是一个常存的试探：为了做好事或为了广传福音而寻求权力或与权势结盟；其中的所谓「好事」乃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向政权靠拢来追求传福音的果效（effectiveness），美其名为了福音广传，就不需考虑所用的方法是否有违基督信仰。故此，为了践行耶稣的使命，确保教会要作为教会（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教会只做教会应做的事情，教会必须与政治党派之争划清界线，要关心真理多于为政党效力、为政府宣传。因此，教会应拒绝与任何政治党派或政府势力结盟，以免成为世俗政治的俘掳或筹码。
所以，教会要忠心地成为教会有两方面的意义。消极而言，教会要抵抗世界意识形态的入侵；积极而言，教会是另类的（政治）社群，以基督的信仰向世界展示另类的价值观。教会要以生命的见证，把抽象的信仰在社会中具体地活现出来，特别是复和与宽恕的践行（practices of reconciliation and forgiveness），由此弥赛亚群体成为全人类创新的潜力与重生的盼望。换言之，教会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把耶稣的盼望带到世界。尤达指出，教会要作为模範，把上帝的心意和秩序向世界彰显。
总括而言，教会必须认识所有的政治势力的堕落性及限制。我们的认信是天下万物皆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这基本的认知能保守信徒免受虚假希望的欺哄：让信徒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于任何世界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或政治制度（不论民主或极权），而是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待续）
（编按︰邓绍光及刘振鹏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禤智伟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的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