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香港基督徒圈子的熱門政治話題之一，相信乃第四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二○一一年七月廿四日，基督教有關團體舉行了一個座談會，題為「教內普選讓基督徒選民體驗『民主選舉』？」，出席者眾，對於基督（新教）教會應否參與特首「小圈子」選舉一事，各有支持與反對。
本文分上下兩篇，首先嘗試從神學角度，闡釋和批判君士坦丁主義，說明教會應有的「政治」角色定位。然後在此基礎上，繼而在下篇辨識教會參與政治的另類可能性。
君士坦丁主義的影響
門諾會神學家約翰尤達（John Howard Yoder）認為君士坦丁象徵基督教歷史新時代的誕生，對西方基督教會帶來眾多深遠的影響，甚至是西方教會墮落的開始。我們先要嘗試了解尤達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上帝如何在歷史中工作？
根據新約的見證，上帝在歷史中工作有兩個可以區分的層次：一、教會乃一個可見的認信群體（a visible, confessing community）。因為教會的崇拜是可見的，認信是公開的；它的生活方式與鄰舍不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世人知道何處找到教會，明白基督徒與非信徒的差異。這個自願性質的少數群體乃上帝在歷史中工作的機關。二、上帝無形地工作以管治世界。不過基督徒通常都看不見上帝的統治，尤其是在被逼害的時代，看不見歷史事件是有上帝的保守。早期教會透過先知的教導、群體的經驗與洞察力來宣告一個隱蔽的意思：上帝統治世界；而復活的主透過利用各樣地上的權勢達成這隱蔽之目的，包括經濟與政治的權力均在上帝的統治底下。簡言之，新約信徒明白上帝使用教會來宣講、服事、團契，可是他們必須憑信心來領受上帝統治世界的事實。然而，上帝統治世界只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教會在此只是承認上帝是全地之主，但教會並不代表上帝統治世界。
君士坦丁以後，這個信心出現根本的（radical）改變。三、四世紀的教父優西比烏（Eusebius）提出一個替代想法：上帝透過君士坦丁來統治歷史。在他的詮釋中，君士坦丁的貢獻遠超過給予基督徒享有宗教自由；在優西比烏眼中，影響更深遠的乃君士坦丁被視為救主、主教和神學家之類的身份。君士坦丁把帝國帶入教會，故此非羅馬帝國公民的野蠻人便成為異教徒。唯一可以配合這種上帝使用君士坦丁的歷史觀，就是不容讓國民有自由來選擇成為非基督徒或基督徒的異見者。
建基於上述觀點，尤達提出「君士坦丁式轉移」（the Constantinian shift），它導致教會在信仰踐行和神學出現變化；在此僅討論兩項較為重要和相關的觀念：新教會論及新終末論。
一、新教會論（The New Ecclesiology）：原本基督徒在羅馬帝國人口中是不超過十份之一的少數群體，他們身處社會的邊緣位置。在君士坦丁掌權後，教會的成員就是全體國民。因為每個國民都會受洗或受浸，所以人人均自稱為基督徒；換言之，成為基督徒乃社會的常規與習慣。後來信奉異教成為非法，甚至連教會中的異端也被禁制，凡對正統信仰有異議的必定受罰，所以非基督徒是少數持特殊信念的人。因此，在政治與社會情況的逆轉下，「基督徒」這名字在道德上、情感上和理智上的意思亦隨之改變。君士坦丁時代的基督徒與早期教會的基督徒，無論在社會地位、信仰和生活經驗上都有雲泥之別：早期教會的信徒是社會邊陲被壓迫的少數群體，君士坦丁時代的教會卻是位於社會中心的建制主流。
在君士坦丁之後，教會不單由受洗或受浸者所組成，更矚目的成員是神職人員，特別是那些由其他神職人員授權而被推選出來的主教。在崇拜中，縱然無人能確定上帝是否同在，但神職人員主持聖禮，他們被視為上帝臨在的象徵，並成為眾人目光之所在。這是有形教會存在的最確鑿場景，焦點遂落在履行祭司職份的幾個人身上，可是他們並非全部是忠心的。換言之，他們主持的聖禮是被認可的，但主持的人卻不需要是名實相符的忠心僕人。因此，有形教會的法定記號並非會眾，而是那些有資格主持聖餐的神職人員。在這情況下，主教無需是真正的信徒或是被揀選的；事實上，神職人員是否真信徒或被揀選是無從稽考的，所以主教們可以像其他人一樣是偽善者。從此，信仰群體的定義並不以信徒為本，而是集中在神職人員身上，特別是主教制度（episcopacy）；自此以後，「教會」被視為一個組織的層級制度（hierarchy）多於一群人（a people）。
對於新教會論的問題，尤達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徒透過經驗的事實知道一個教會的存在，他們須本於信心知道上帝掌管歷史。在君士坦丁之後，基督徒知道上帝掌管歷史的事實（畢竟，君士坦丁是其中一位），但他們須憑信心知道一個教會的存在。這是救恩歷史意義的轉移，為此君士坦丁成為這個象徵。這正是中世紀的哲學意義，其中新約的終末論自此被顛倒過來。」
二、新終末論（The New Eschatology）：「耶穌基督是主」（Jesus Christ as Lord）是使徒教會的重要認信：復活的基督，坐在父神的右邊，統治仍未降服的世界（kosmos）。縱然世上執政的與掌權的（the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仍未承認基督的主權，但它們沒法擺脫祂的掌控和敵擋祂的終極勝利；基督也會使用它們來完成其計劃。這個觀念可稱為天祐（Providence）。不過在君士坦丁時代，上帝對世界的管治已由一位基督徒君王實現了，所以天祐已不是信仰所需的事物。此外，千禧年的觀念亦被改寫：將來要發生的事情變成現在經已實現，因為君士坦丁的勝利已完成了上帝將來的終末勝利；換言之，羅馬帝國教會的成立，就是啟示錄預言的千禧年之臨降。故此，當教會與世界結盟後，一個合乎邏輯的做法就是刻意放棄原本的終末論，因為上帝的心意已經達成了，不過這是一個諷刺的現實：教會征服世界是透過教會被世界征服。尤其甚者，這個推理導致終末論更嚴重的偏差。倘若天國的實現是透過當下的社會秩序，國家就不單是協調眾多相互競爭的利己主義、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它更成為上帝打敗邪惡的代理人，但也可能導致混亂。十字軍就是經典例子。神聖羅馬帝國沒有履行哥林多前書二章所描述的君王職責，反而為了信仰而開啟戰幔，屠殺異教徒。因此，在新約終末論之中那留給上帝行使的審判功能，在教會的同意下就成為了國家的禁癵。尤達稱之為沒有終末論的和平（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更嚴厲的批評是：君士坦丁式異端（the Constantinian heresy）。
教會的「政治」角色
事實上，聖經中從沒出現過「國家、政府」（state）這個字。社會學家通常定義一個國家、政府為一個人類社群、一片領土上，（成功地）擁有合法行使武力（physical force）的壟斷者。「國家、政府」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其決定性的共通點是「行使武力的壟斷權」。
保羅在新約所講的「執政的、掌權的」是指地上有權勢的統治者與君王，此乃今天的國家、政府。「掌權的」也是被神所造的，乃墮落的力量（fallen powers）。當基督再來時，一切都要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弗一10，三10）。所以，倘若忽略了「掌權的」墮落性（fallenness）而與它結盟，教會便成為其墮落腐敗的共犯。此外，國家與教會之間存在著無可避免的張力：效忠的問題──對國家效忠，還是對基督效忠？故此教會首先必須明白「掌權的」並沒有秉公行善的能力，從而我們才可以擺脫對國家、政府的虛幻期望。我們要留意，國家、政府的角色與功能只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不能被視為終極救贖的途徑，因此它不能被視為擁有屬天的尊崇或彌賽亞的身份。所以保羅明言：「因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羅十三4），國家、政府並非信徒終極的關注和委身的對象。
至於教會，她乃信徒群體，由聖靈引領進行團契和參與三一上帝的使命。教會首要任務是先求上帝的國，需要藉著聖靈引領，在基督裡遵從與順服上帝。由此可見教會的任務並非為了掌控歷史，而是透過聖靈彰顯天國的能力；換言之，教會是所結的初熟果子（the first fruits）。她只是被授權以耶穌的方法來活出上帝的主權，以生命作代價來挑戰邪惡的權力。若然教會未能令世界自知其問題之所在，這就是教會的失職；可見教會的其中之一的使命是服事世界，並非作世界的主，故教會被稱為僕役群體（a servant community）。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認知是，基督的救恩和天國的事業絕非透過世界權力的方法或與政權結盟而達成，否則就重蹈君士坦丁主義的謬誤。事實上，這錯誤的想法是與基督耶穌的十字架道路與復活背道而馳。不過，對教會而言，這是一個常存的試探：為了做好事或為了廣傳福音而尋求權力或與權勢結盟；其中的所謂「好事」乃是「朝裡有人好做官」，向政權靠攏來追求傳福音的果效（effectiveness），美其名為了福音廣傳，就不需考慮所用的方法是否有違基督信仰。故此，為了踐行耶穌的使命，確保教會要作為教會（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教會只做教會應做的事情，教會必須與政治黨派之爭劃清界線，要關心真理多於為政黨效力、為政府宣傳。因此，教會應拒絕與任何政治黨派或政府勢力結盟，以免成為世俗政治的俘擄或籌碼。
所以，教會要忠心地成為教會有兩方面的意義。消極而言，教會要抵抗世界意識形態的入侵；積極而言，教會是另類的（政治）社群，以基督的信仰向世界展示另類的價值觀。教會要以生命的見證，把抽象的信仰在社會中具體地活現出來，特別是復和與寬恕的踐行（practices of reconciliation and forgiveness），由此彌賽亞群體成為全人類創新的潛力與重生的盼望。換言之，教會要活出基督的樣式，把耶穌的盼望帶到世界。尤達指出，教會要作為模範，把上帝的心意和秩序向世界彰顯。
總括而言，教會必須認識所有的政治勢力的墮落性及限制。我們的認信是天下萬物皆在上帝的審判之下。這基本的認知能保守信徒免受虛假希望的欺哄：讓信徒知道我們的盼望不在於任何世界的意識形態（ideologies）或政治制度（不論民主或極權），而是彌賽亞，我們的主耶穌。（待續）
（編按︰鄧紹光及劉振鵬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教授，禤智偉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