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一一八八期）曾标题〈中产、中年、中女、中兴〉报道二○○九香港教会普查。「中产教会」这个话题一段时期确然勾起笔者的兴趣。《论坛》和「普查」都没有特别列明有关「中产」的数据。（「中年」、「中女」则有数据，也值得探讨，但可暂且不谈）「中兴」也不易捉摸，更难以数字为指标。可是既然「中产教会」好像侧面提出一些疑问，「教会中兴」也值得留意吧。
继报道「教会普查」之后，《论坛》近月来刊登了几篇有心思的文章，正是环绕着教会中产化的命题去钻研。好！让我（索性以下用第一身说法，以示此中有个人的观感，可不是未经一点深思熟虑，并有参照圣经的训示）也写一篇不太短，也不要太长的文章，与有心人士商讨︰教会中产化何罪之有？从某方面来说，教会中产化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从另些角度看，可能正摸中时弊，还看有何解救的线索。
中中阶层教会
本人是在一九六六年返回香港在教会事奉。最初一段时期得重新认识香港的教会生态。当时所熟悉的教会多是属于中产阶级（我在圣公会长大，有多位同学及同僚是属于中华基督教会、礼贤会、浸信会等，后来加入循道卫理会），那些教会在香港已有一段历史，教友们多已有经济基础，有屋住，有钱供儿女读书和适度消费。
迟一步来香港开荒的教会（如宣道会、播道会等）也很快便加入了中产教会的行列。我称这些教会为「中中阶层」教会，意味着他们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教会，教友们是教会的中坚份子，他们可支持教会自养自给。
中产阶级的家庭也自给自足，他们在教会多是循规蹈矩的，忠心耿耿的传道人在人生的生老病死过程中牧养，如此这般中产阶级教会的事奉，何罪之有？当然没有什么过失。
不过私底下我那时有点自负，我以为我读书比一般香港的教牧多，在我之所谓中中阶层教会牧养不够刺激，用马克思和恩格斯（Marx and Engels）的论调，「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ie）其实是最反动（reactionary）的──若不说「反动」，我可用「沉滞」（dull）的字眼。中产阶级有过早满于现状的心态；中产阶级的教会亦然。
有一天「六七骚动」发生了，就在我事奉的教堂的街头两个土制炸弹爆发了，伤害了两个小孩子。两位牧师（我是其中之一）、学校的校长、执事们急忙吩咐各人尽量避开危险包裹，无人追查骚动的来源，后来我知悉因由来自左派人士和殖民地政府的冲突。我猛然觉悟，原来这是一个不安的时代。
下主日我讲道，所用的一段经文是诗篇四十六篇，开头两节是︰
「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山虽因海浪而战抖，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上帝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
我不知道我那天的证道是否打动人心，但对我自己来说，那段经文有两句特别有震憾力︰「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不管教堂是属中产阶级或低下阶层或富有人家，从中是否流出一道河，使上帝的城喜欢？那城是否至高者上帝的圣所？
从那次经历起，我不敢说在「中中教会」事奉不够刺激，不敢说「小资产阶级」（亦即中产阶级）一定是反动或平凡的。问题是，在牧者的带领下，教会是否成为一道为上帝所喜悦的河？是否有至高者居住其中？不是在我带领之下，某某教堂中兴了，而是我对「中中教会」（即是典型的中产教会）的潜能重新评估。可是至今，对所谓中产化教会的中兴我依然未有实在的头绪。
中上阶级教会
香港人的经济反弹力坚韧，即使是从国内逃到香港，有经商头脑和经验的人，很快便翻身过来了。我被差派去的一间教堂，就有这样的人才。初时一群难民跑出来，他们需要教会的牧养，租了几个车房开始聚会，不到几年，商务或其他事业有成，便集资建设一间美观的教堂。教友们又慷慨捐钱做善事，办学校又建立一间第一流的幼稚园，有钱人家赶着送小孩入读。在那间教堂（可说是中上阶级教会）做牧师表面上很从容，筹钱不困难，幼稚园和儿童合唱团总是满额。灵性长进呢？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不久发现该堂的青年团契流失率（尤其是中五中六）特别多，究其因，是他们紧张会考（预备入大学医科、法律科等薪酬高的行业）或准备出国升学。他们的家长都急于送他们到外国去念书，最好将来留在外地定居。长者打算移民的大有人在。
我有一次讲道，煞有介事的讲︰「你们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其馀的一切（物质生活需要）就可给你们了。」听后，会众反应并不热烈。及后我才明白，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天国、天堂是美国、加拿大、澳洲，多过什么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我所讲的道理与听众的世界有一大段距离哩！
离我的教堂不远有另一教堂，那教堂很兴旺，传道人讲道吸引众多听众。听说牧者和信徒都很属灵，也有富有人家及高级知识份子。他们都着重个人得救的信息。我再想起诗篇四十六篇的两句话︰「上帝住在他的圣所」和「有一道河……使上帝的城欢喜」。那两句话一定可应用在那教堂的教友（也可说是属中中阶级）身上。我认识他们有些教友是福音派基督徒团契（FES）出身的，现在是大学讲师、政务官、专业人士等。他们意识到住在圣殿的神拯救个人，他也是公义的吗？流出来的河是令人心灵宁静的小溪，也是「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摩五24）吗？「公义」、「公平」的辞汇总不如「个人得救的主」、「圣洁的神」那样唤起共鸣。那是个人主义意味重的福音，岂不是把上帝国度的範围缩小了吗？
一间教会把上帝移民到外洋去了，另一间把上帝国度的视野收窄了，若那些教会是属中上阶层的，所传的道帮助教友们进一步到哪里去呢？
最近，香港神学院讲师赵崇明问，〈香港中产知识份子到哪里去了？〉（《时代论坛》一一九一期）。他向往一个新知识份子的「布波族」（Bobo = Bourgeois + Bohemians），他们「既要做生意，又重视文化知识和创意，还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崇明师弟，香港哪里有这中上阶层知识分子的族类？请带我去会见他们！
中下阶层教会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依然有不少基层人士居住的地区，也有教堂建立其中，兼设社会服务中心。那些地区的教会事奉不容忽视。
到了七十年代本人已转入学术及神学教育工作，可是我没有停止关怀教牧事工，我反而与一两间中下阶层的教会保持联络。
有一间教堂建立于公屋邨区内，最早的教友多是公屋或附近的居民，他们的子弟也是从该教堂的幼稚园、青少年团契、大专团契一直升上来，到了八十年代以前年轻的小伙子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相当成功，一小部份可说是晋升为中上阶级了。有好几位中层阶级，什至中上阶级的教友，依然留在教堂担任主要的职务，如司库、校监、诗班指挥、青少年导师等。这教会是有动力的──教会的成长随着教友在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的上升一同长进。不是属世的飞黄腾达，而是「谁愿为首必先为人之仆」的气质。
现时那教堂的青少年团契每周聚会有五、六百人之多，礼堂依然细小，但主日崇拜几堂都高棚满座，诗班的质数很高。我相信活现其中的上帝是圣洁的、活泼的、公义的、使人有希望的。
最近该堂在一座新商务及社区大厦高层租了一个场所，建立一个「城市空间」（City Space），特别发展职青（职业青年）事工。那个为职青而设的中心每周有五、六十日午餐聚会，周末晚会有一百人，还有其他文化、音乐、研讨、灵修活动，供给参予者广阔一点心灵空间。我有一次在十五楼高的中心从落地玻璃窗往下看喧嚷的闹市，那是行将折旧重建的市区中心（官塘），我在暇想，现时一班八十后入职青年日后将会直接或间接参与建设新市区，这个「城市空间」不是将令上帝之城喜悦的一道河吗？工作干事对我说，这一代职青比上两三代的有更多困扰（置业难、向上流动空间缩小），我回应说，那么更需要你们的睿智，圣灵的带领，帮助职青们克服个人的困难并且加强社区意识，同时加深认识住在他们中间的上帝。
并不是所有中下教会都有这样的动力，都能带给下一代希望和异象，但实在有这样的教会，只要有人成功之后，返回卑微出身之地，提携后起的，建立更仁义、更合人道的社区，一同向前奔跑上主创始成终的道路。这是教会中兴的痕迹。
中上上教会
世界轮流转，现在跳到「中上上」的阶层。廿一世纪的香港出现了几间可称为「中上上」的超级教会（mega church），教友以数千一万计，什至以上，其中有达官贵人，他们的财富及地位在中上以上。有教会可打入权贵的阶层是应当赞美主的事吧！不过当心，教会人数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是上主的荣耀抑或是反映属世的意识形态？
在建构教会（尤其是超级教会），权贵，既然是基督徒，不致于刻意欺凌弱势群体。然则在上的如何看待在下的呢？怜恤？俯就？那都不能真正提携弱者。惟有「同理心」（empathy），就是放下高高在上的身段，同情并且理解在下者与他们共同忧患。若用圣经的言语，「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像……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腓二2-8）这是高度的属灵气质。高官及富庶人家有这种品格吗？中上上阶级超级教会的牧者有这样的高度属灵气质和智慧吗？不然的话，超级教会只有退一步从善如流，附和属世的价值观念。
香港的教会有成功的人上人，让我们赞美主！但同时感谢主！不是唯独服侍中上以上的的超级教会才得以荣耀主。
拐过阶级斗争
马克思列举的历史阶级斗争（如十九世纪英国的劳资纠缠、再早几个世纪的大地主对农奴的打压），在今日的香港有重演的迹象（雇主用尽办法绕过最低工资法例、地产霸权剥削小市民居住权利）。不过香港的情形比较温和，其实是深层次矛盾（例如贫富悬殊、专制与自由的争拗）多过阶级斗争。
老实说，「阶级」这个範畴不时在转变。不错，本文就一直在属意阶级的意念，而在敍述之时，阶级的观念是有用处的，可是到头来却不必把什么上、中、下阶级看为僵硬的结构。在某一时段，例如一九七○至八○年代，向上流动的空间还算宽阔，但到了千禧年代这空间便收紧了。
再说，香港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渗入深层次，虽然如此，尚未爆裂。我看香港不会因阶级斗争而起流血革命，也不会产生颠覆性的思想巨浪（香港人不重视思想）。可是香港不能不应对严峻的深层次矛盾，见诸社会不公义、贫富不均、政制争拗。
香港有两个特征使这些矛盾软着陆，解救一下──不是矛盾完全消灭了，而是解构几分，令人透松一口气，或者有各种小突破。
特征之一是市民大游行，如七一大游行。这种每年最少一次的大游行，人数以数万至数十万计，都是和平进行的。参加者有反抗的青年，也有中年人、长者，有受压迫的弱势群体，也有专业团体、政党、什至公务人员。游行者都有他们各自的议程，乍观之，好像都是喧嚷吵闹；可是政府、当权者、决策者不可不理会！
特征之二是公民社会组织（civic societies）。这些组织是志愿团体，无形中建立网络，在群众的思潮及行动上或多或少是有作用的。既是公民社会组织，就有公民的成份，那是有公众利益的意识和行动的，所以基本上不是自私的、破坏性的。香港的公民社会运动相当成熟，也许不及金融界的组织庞大和严谨，不如法治制度的有历史根源和专业水平，但成为展现文明社会一个又一个坚实的环节。
香港教会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一份子，只是各教会宁可把自己成为建制结构，但时机也不太晚，教会依然可随时加入公民社会的行列，都可参加大游行（如六四晚会、七一游行），去推动冲破社会国家进步的障碍。
加入干嘛？赵崇明问︰「香港中产级到哪里去了？」（《时代论坛》一一九一期）。刘绍麟叹息︰香港中产阶级的信念危机存于「心底缺乏一些确定的东西作下错。」（《时代论坛》一二四○期）
我希望有机会跟这几位教会知识份子后起之秀畅谈，但应当结束了，让我引用耶稣开始传道生涯时在圣殿中宣读先知以赛亚的话（路四18-19）：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宣告，
被掳的得释放，
失明的得看见，
受压迫的得自由，
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
这是给世世代代信徒传扬福音的模範。不论是下层阶级、中中、中上、中下、中上上的教会都应学效耶稣──在教堂里传道，亦在教堂外组织公民社会，有时参加大游，行去诠释给公共场所的人，走在公共领域去行道，其实也是宣教。这样，我们可以肯定一点知晓：教会的知识份子到哪里去了，教会哪里有更大的凝聚力。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1.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