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一一八八期）曾標題〈中產、中年、中女、中興〉報道二○○九香港教會普查。「中產教會」這個話題一段時期確然勾起筆者的興趣。《論壇》和「普查」都沒有特別列明有關「中產」的數據。（「中年」、「中女」則有數據，也值得探討，但可暫且不談）「中興」也不易捉摸，更難以數字為指標。可是既然「中產教會」好像側面提出一些疑問，「教會中興」也值得留意吧。
繼報道「教會普查」之後，《論壇》近月來刊登了幾篇有心思的文章，正是環繞著教會中產化的命題去鑽研。好！讓我（索性以下用第一身說法，以示此中有個人的觀感，可不是未經一點深思熟慮，並有參照聖經的訓示）也寫一篇不太短，也不要太長的文章，與有心人士商討︰教會中產化何罪之有？從某方面來說，教會中產化可能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但從另些角度看，可能正摸中時弊，還看有何解救的線索。
中中階層教會
本人是在一九六六年返回香港在教會事奉。最初一段時期得重新認識香港的教會生態。當時所熟悉的教會多是屬於中產階級（我在聖公會長大，有多位同學及同僚是屬於中華基督教會、禮賢會、浸信會等，後來加入循道衛理會），那些教會在香港已有一段歷史，教友們多已有經濟基礎，有屋住，有錢供兒女讀書和適度消費。
遲一步來香港開荒的教會（如宣道會、播道會等）也很快便加入了中產教會的行列。我稱這些教會為「中中階層」教會，意味著他們是典型的中產階級教會，教友們是教會的中堅份子，他們可支持教會自養自給。
中產階級的家庭也自給自足，他們在教會多是循規蹈矩的，忠心耿耿的傳道人在人生的生老病死過程中牧養，如此這般中產階級教會的事奉，何罪之有？當然沒有甚麼過失。
不過私底下我那時有點自負，我以為我讀書比一般香港的教牧多，在我之所謂中中階層教會牧養不夠刺激，用馬克思和恩格斯（Marx and Engels）的論調，「小資產階級」（petite bourgeoisie）其實是最反動（reactionary）的──若不說「反動」，我可用「沉滯」（dull）的字眼。中產階級有過早滿於現狀的心態；中產階級的教會亦然。
有一天「六七騷動」發生了，就在我事奉的教堂的街頭兩個土製炸彈爆發了，傷害了兩個小孩子。兩位牧師（我是其中之一）、學校的校長、執事們急忙吩咐各人盡量避開危險包裹，無人追查騷動的來源，後來我知悉因由來自左派人士和殖民地政府的衝突。我猛然覺悟，原來這是一個不安的時代。
下主日我講道，所用的一段經文是詩篇四十六篇，開頭兩節是︰
「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
山雖因海浪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上帝的城歡喜，
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
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動搖。」
我不知道我那天的證道是否打動人心，但對我自己來說，那段經文有兩句特別有震憾力︰「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上帝的城歡喜，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
不管教堂是屬中產階級或低下階層或富有人家，從中是否流出一道河，使上帝的城喜歡？那城是否至高者上帝的聖所？
從那次經歷起，我不敢說在「中中教會」事奉不夠刺激，不敢說「小資產階級」（亦即中產階級）一定是反動或平凡的。問題是，在牧者的帶領下，教會是否成為一道為上帝所喜悅的河？是否有至高者居住其中？不是在我帶領之下，某某教堂中興了，而是我對「中中教會」（即是典型的中產教會）的潛能重新評估。可是至今，對所謂中產化教會的中興我依然未有實在的頭緒。
中上階級教會
香港人的經濟反彈力堅韌，即使是從國內逃到香港，有經商頭腦和經驗的人，很快便翻身過來了。我被差派去的一間教堂，就有這樣的人才。初時一群難民跑出來，他們需要教會的牧養，租了幾個車房開始聚會，不到幾年，商務或其他事業有成，便集資建設一間美觀的教堂。教友們又慷慨捐錢做善事，辦學校又建立一間第一流的幼稚園，有錢人家趕著送小孩入讀。在那間教堂（可說是中上階級教會）做牧師表面上很從容，籌錢不困難，幼稚園和兒童合唱團總是滿額。靈性長進呢？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不久發現該堂的青年團契流失率（尤其是中五中六）特別多，究其因，是他們緊張會考（預備入大學醫科、法律科等薪酬高的行業）或準備出國升學。他們的家長都急於送他們到外國去唸書，最好將來留在外地定居。長者打算移民的大有人在。
我有一次講道，煞有介事的講︰「你們先求上帝的國和祂的義，其餘的一切（物質生活需要）就可給你們了。」聽後，會眾反應並不熱烈。及後我才明白，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天國、天堂是美國、加拿大、澳洲，多過甚麼上帝的國和祂的義，我所講的道理與聽眾的世界有一大段距離哩！
離我的教堂不遠有另一教堂，那教堂很興旺，傳道人講道吸引眾多聽眾。聽說牧者和信徒都很屬靈，也有富有人家及高級知識份子。他們都著重個人得救的信息。我再想起詩篇四十六篇的兩句話︰「上帝住在祂的聖所」和「有一道河……使上帝的城歡喜」。那兩句話一定可應用在那教堂的教友（也可說是屬中中階級）身上。我認識他們有些教友是福音派基督徒團契（FES）出身的，現在是大學講師、政務官、專業人士等。他們意識到住在聖殿的神拯救個人，祂也是公義的嗎？流出來的河是令人心靈寧靜的小溪，也是「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摩五24）嗎？「公義」、「公平」的辭彙總不如「個人得救的主」、「聖潔的神」那樣喚起共鳴。那是個人主義意味重的福音，豈不是把上帝國度的範圍縮小了嗎？
一間教會把上帝移民到外洋去了，另一間把上帝國度的視野收窄了，若那些教會是屬中上階層的，所傳的道幫助教友們進一步到哪裡去呢？
最近，香港神學院講師趙崇明問，〈香港中產知識份子到哪裡去了？〉（《時代論壇》一一九一期）。他嚮往一個新知識份子的「布波族」（Bobo = Bourgeois + Bohemians），他們「既要做生意，又重視文化知識和創意，還願意承擔社會責任。」崇明師弟，香港哪裡有這中上階層知識分子的族類？請帶我去會見他們！
中下階層教會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依然有不少基層人士居住的地區，也有教堂建立其中，兼設社會服務中心。那些地區的教會事奉不容忽視。
到了七十年代本人已轉入學術及神學教育工作，可是我沒有停止關懷教牧事工，我反而與一兩間中下階層的教會保持聯絡。
有一間教堂建立於公屋邨區內，最早的教友多是公屋或附近的居民，他們的子弟也是從該教堂的幼稚園、青少年團契、大專團契一直升上來，到了八十年代以前年輕的小伙子已經成家立業了，而且相當成功，一小部份可說是晉升為中上階級了。有好幾位中層階級，甚至中上階級的教友，依然留在教堂擔任主要的職務，如司庫、校監、詩班指揮、青少年導師等。這教會是有動力的──教會的成長隨著教友在經濟能力及社會地位的上升一同長進。不是屬世的飛黃騰達，而是「誰願為首必先為人之僕」的氣質。
現時那教堂的青少年團契每週聚會有五、六百人之多，禮堂依然細小，但主日崇拜幾堂都高棚滿座，詩班的質數很高。我相信活現其中的上帝是聖潔的、活潑的、公義的、使人有希望的。
最近該堂在一座新商務及社區大廈高層租了一個場所，建立一個「城市空間」（City Space），特別發展職青（職業青年）事工。那個為職青而設的中心每週有五、六十日午餐聚會，週末晚會有一百人，還有其他文化、音樂、研討、靈修活動，供給參予者廣闊一點心靈空間。我有一次在十五樓高的中心從落地玻璃窗往下看喧嚷的鬧市，那是行將折舊重建的市區中心（官塘），我在暇想，現時一班八十後入職青年日後將會直接或間接參與建設新市區，這個「城市空間」不是將令上帝之城喜悅的一道河嗎？工作幹事對我說，這一代職青比上兩三代的有更多困擾（置業難、向上流動空間縮小），我回應說，那麼更需要你們的睿智，聖靈的帶領，幫助職青們克服個人的困難並且加強社區意識，同時加深認識住在他們中間的上帝。
並不是所有中下教會都有這樣的動力，都能帶給下一代希望和異象，但實在有這樣的教會，只要有人成功之後，返回卑微出身之地，提攜後起的，建立更仁義、更合人道的社區，一同向前奔跑上主創始成終的道路。這是教會中興的痕跡。
中上上教會
世界輪流轉，現在跳到「中上上」的階層。廿一世紀的香港出現了幾間可稱為「中上上」的超級教會（mega church），教友以數千一萬計，甚至以上，其中有達官貴人，他們的財富及地位在中上以上。有教會可打入權貴的階層是應當讚美主的事吧！不過當心，教會人數的增長和社會地位的提升是上主的榮耀抑或是反映屬世的意識形態？
在建構教會（尤其是超級教會），權貴，既然是基督徒，不致於刻意欺凌弱勢群體。然則在上的如何看待在下的呢？憐恤？俯就？那都不能真正提攜弱者。惟有「同理心」（empathy），就是放下高高在上的身段，同情並且理解在下者與他們共同憂患。若用聖經的言語，「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像……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樣式……」（腓二2-8）這是高度的屬靈氣質。高官及富庶人家有這種品格嗎？中上上階級超級教會的牧者有這樣的高度屬靈氣質和智慧嗎？不然的話，超級教會只有退一步從善如流，附和屬世的價值觀念。
香港的教會有成功的人上人，讓我們讚美主！但同時感謝主！不是唯獨服侍中上以上的的超級教會才得以榮耀主。
拐過階級鬥爭
馬克思列舉的歷史階級鬥爭（如十九世紀英國的勞資糾纏、再早幾個世紀的大地主對農奴的打壓），在今日的香港有重演的跡象（雇主用盡辦法繞過最低工資法例、地產霸權剝削小市民居住權利）。不過香港的情形比較溫和，其實是深層次矛盾（例如貧富懸殊、專制與自由的爭拗）多過階級鬥爭。
老實說，「階級」這個範疇不時在轉變。不錯，本文就一直在屬意階級的意念，而在敍述之時，階級的觀念是有用處的，可是到頭來卻不必把甚麼上、中、下階級看為僵硬的結構。在某一時段，例如一九七○至八○年代，向上流動的空間還算寬闊，但到了千禧年代這空間便收緊了。
再說，香港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已滲入深層次，雖然如此，尚未爆裂。我看香港不會因階級鬥爭而起流血革命，也不會產生顛覆性的思想巨浪（香港人不重視思想）。可是香港不能不應對嚴峻的深層次矛盾，見諸社會不公義、貧富不均、政制爭拗。
香港有兩個特徵使這些矛盾軟著陸，解救一下──不是矛盾完全消滅了，而是解構幾分，令人透鬆一口氣，或者有各種小突破。
特徵之一是市民大遊行，如七一大遊行。這種每年最少一次的大遊行，人數以數萬至數十萬計，都是和平進行的。參加者有反抗的青年，也有中年人、長者，有受壓迫的弱勢群體，也有專業團體、政黨、甚至公務人員。遊行者都有他們各自的議程，乍觀之，好像都是喧嚷吵鬧；可是政府、當權者、決策者不可不理會！
特徵之二是公民社會組織（civic societies）。這些組織是志願團體，無形中建立網絡，在群眾的思潮及行動上或多或少是有作用的。既是公民社會組織，就有公民的成份，那是有公眾利益的意識和行動的，所以基本上不是自私的、破壞性的。香港的公民社會運動相當成熟，也許不及金融界的組織龐大和嚴謹，不如法治制度的有歷史根源和專業水平，但成為展現文明社會一個又一個堅實的環節。
香港教會其實也是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只是各教會寧可把自己成為建制結構，但時機也不太晚，教會依然可隨時加入公民社會的行列，都可參加大遊行（如六四晚會、七一遊行），去推動衝破社會國家進步的障礙。
加入幹嘛？趙崇明問︰「香港中產級到哪裡去了？」（《時代論壇》一一九一期）。劉紹麟歎息︰香港中產階級的信念危機存於「心底缺乏一些確定的東西作下錯。」（《時代論壇》一二四○期）
我希望有機會跟這幾位教會知識份子後起之秀暢談，但應當結束了，讓我引用耶穌開始傳道生涯時在聖殿中宣讀先知以賽亞的話（路四18-19）：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宣告，
被擄的得釋放，
失明的得看見，
受壓迫的得自由，
宣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這是給世世代代信徒傳揚福音的模範。不論是下層階級、中中、中上、中下、中上上的教會都應學效耶穌──在教堂裡傳道，亦在教堂外組織公民社會，有時參加大遊，行去詮釋給公共場所的人，走在公共領域去行道，其實也是宣教。這樣，我們可以肯定一點知曉：教會的知識份子到哪裡去了，教會哪裡有更大的凝聚力。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