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基督教协进会、基督徒学会合办「走出斗底」青年信徒培育计划的「全球化下的人口政策」工作坊已于九月二日于基督徒学会会址举行，邀得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干事孔令瑜分享本港的入境条例于二○○三年的修订后如何剥削外籍家庭傭工的权利、中介公司如何从傭工到外地工作的过程图利，简介现时外傭面对的困难，并强调为数不少的外傭留港工作只是全球化人口流动的一部份；争取居港权只是她们一小部份人的意愿，期望得到选择权可以决定自己属于哪地。聚会有六人出席。
孔令瑜指出，在二○○三年政府修订入境条例时一共有卅三项建议，但传媒和政府只强调输入专才、本港人口老化、竞争力下降等。外傭的雇主在新规定中必须以纳税形式承担本地傭工的培训，外傭的法定最低工资同时减至三千二百元，意即该等税项其实转嫁到外傭身上。再者，当时的修订限制了外傭的工作和居住地点必须为相同地方，这在实际执行时出现了极大问题。此外，「本港每年有三十万外傭来港、港人婚姻中有四成为中港婚姻，加上每年有五万人得到单程证，他们要住满七年才能享有社会福利，可是他们来港开始就已履行社会责任。」
居港权从不在外傭议程中
孔令瑜表示，外傭早在三十年前已出现于香港，释放妇女劳动力、帮助香港家庭是不能否定的事实。「这次事件其实不应聚焦于居港权的问题，而是平等。如何申请和申请后留在何地应由外傭自行决定。何况现时并无科学化研究结果反映外傭在港心态，只是香港人『讲来讲去』。」
她认为外傭在香港之所以无法表达意见，原因之一是她们没有投票权，「所以于二○○八年立法会选举中有候选人的政纲要求减外傭税，但无人为外傭争取加回原有的工资。」又如在近年最低工资的讨论中，有雇主团体指外傭的工时虽长，但「包食包住」，「既然她们的工资难计就不如维持现状」，孔令瑜直指这完全合理化了她们超长工时的剥削，「而且她们与雇主同住其实是政府在入境条例规定的，但到头来却使她们不受最低工资保障。」
就她所接触的大多数外傭一直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而不是争取居港权：「我也经常告诉她们没有投票权就没有议员会为她们争取权益，但这从不是她们的议程。」她补充指，一般外籍家庭傭工是为家庭离乡别井工作，加上本身不易适应香港文化和语言，部份什至有护理、法律学位仍做家务助理，反映她们坚持到外地工作自必有其原因，原居地的社会问题就是其一。
同是上帝子民应有平等权利
外籍家庭傭工来港前须付的中介费用大约三、四万港元。在入境条例中亦有两星期留港期限规定，即外傭必须在解雇后两星期内找到新的合约，否则就要遣返本地，重新再付数万元中介费。「这个规定亦置外傭于脆弱位置，怕一旦投诉雇主后遭解雇未必能及时找到工作。在工会中有四成会员的工资少于法例要求，但只得二百多雇主遭检控。」况且一旦外傭与雇主打官司，外傭就无家可归，「这无疑是政策上的侮辱，特别在菲律宾人质事件后外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更多，例如在家中辱骂等，却无处申诉。」
孔令瑜指出，现时菲律宾的生活指数与珠三角大致相同，特别在美元汇率下跌时披索的价值更低，「纵然『包食包住』，但这绝不是一份好工，政府政策教导雇主剥削外傭。」此外，政府欠完善托儿、老人服务有可能因为知道外傭可以承担，「公营安老院轮候时间极长，之前还讨论应否入息审查；私家安老院每月收费大约八千元，雇主必然想聘请一月薪三千多元还能负担家务的外傭。」
「若所有人都是上主子民，我们怎能接受有些人会比我们『低等』？」孔令瑜强调，这不是受惠者多就支持，而是权利的问题。
在讨论环节，有参与者指出现时社会似乎并不重视关系，会将之化约为合约双方，教会和信徒的想法亦可能被蚕食，「不想有关系可能因为关系意味承担」，因此会忽视一同生活期间的共同经验，或者「彼此能为对方作什么」。孔令瑜回应时指出不少外傭待雇主家庭如家人一样，例如曾有外傭为少主以身挡车、尽心照顾他们，因此不是她们「争做香港人」，而是给她们选择的机会，去留都由她们自己决定。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