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基督教協進會、基督徒學會合辦「走出斗底」青年信徒培育計劃的「全球化下的人口政策」工作坊已於九月二日於基督徒學會會址舉行，邀得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孔令瑜分享本港的入境條例於二○○三年的修訂後如何剝削外籍家庭傭工的權利、中介公司如何從傭工到外地工作的過程圖利，簡介現時外傭面對的困難，並強調為數不少的外傭留港工作只是全球化人口流動的一部份；爭取居港權只是她們一小部份人的意願，期望得到選擇權可以決定自己屬於哪地。聚會有六人出席。
孔令瑜指出，在二○○三年政府修訂入境條例時一共有卅三項建議，但傳媒和政府只強調輸入專才、本港人口老化、競爭力下降等。外傭的雇主在新規定中必須以納稅形式承擔本地傭工的培訓，外傭的法定最低工資同時減至三千二百元，意即該等稅項其實轉嫁到外傭身上。再者，當時的修訂限制了外傭的工作和居住地點必須為相同地方，這在實際執行時出現了極大問題。此外，「本港每年有三十萬外傭來港、港人婚姻中有四成為中港婚姻，加上每年有五萬人得到單程證，他們要住滿七年才能享有社會福利，可是他們來港開始就已履行社會責任。」
居港權從不在外傭議程中
孔令瑜表示，外傭早在三十年前已出現於香港，釋放婦女勞動力、幫助香港家庭是不能否定的事實。「這次事件其實不應聚焦於居港權的問題，而是平等。如何申請和申請後留在何地應由外傭自行決定。何況現時並無科學化研究結果反映外傭在港心態，只是香港人『講來講去』。」
她認為外傭在香港之所以無法表達意見，原因之一是她們沒有投票權，「所以於二○○八年立法會選舉中有候選人的政綱要求減外傭稅，但無人為外傭爭取加回原有的工資。」又如在近年最低工資的討論中，有雇主團體指外傭的工時雖長，但「包食包住」，「既然她們的工資難計就不如維持現狀」，孔令瑜直指這完全合理化了她們超長工時的剝削，「而且她們與雇主同住其實是政府在入境條例規定的，但到頭來卻使她們不受最低工資保障。」
就她所接觸的大多數外傭一直要求改善工作條件，而不是爭取居港權：「我也經常告訴她們沒有投票權就沒有議員會為她們爭取權益，但這從不是她們的議程。」她補充指，一般外籍家庭傭工是為家庭離鄉別井工作，加上本身不易適應香港文化和語言，部份甚至有護理、法律學位仍做家務助理，反映她們堅持到外地工作自必有其原因，原居地的社會問題就是其一。
同是上帝子民應有平等權利
外籍家庭傭工來港前須付的中介費用大約三、四萬港元。在入境條例中亦有兩星期留港期限規定，即外傭必須在解僱後兩星期內找到新的合約，否則就要遣返本地，重新再付數萬元中介費。「這個規定亦置外傭於脆弱位置，怕一旦投訴僱主後遭解雇未必能及時找到工作。在工會中有四成會員的工資少於法例要求，但只得二百多僱主遭檢控。」況且一旦外傭與雇主打官司，外傭就無家可歸，「這無疑是政策上的侮辱，特別在菲律賓人質事件後外傭受到的不合理對待更多，例如在家中辱罵等，卻無處申訴。」
孔令瑜指出，現時菲律賓的生活指數與珠三角大致相同，特別在美元匯率下跌時披索的價值更低，「縱然『包食包住』，但這絕不是一份好工，政府政策教導僱主剝削外傭。」此外，政府欠完善託兒、老人服務有可能因為知道外傭可以承擔，「公營安老院輪候時間極長，之前還討論應否入息審查；私家安老院每月收費大約八千元，僱主必然想聘請一月薪三千多元還能負擔家務的外傭。」
「若所有人都是上主子民，我們怎能接受有些人會比我們『低等』？」孔令瑜強調，這不是受惠者多就支持，而是權利的問題。
在討論環節，有參與者指出現時社會似乎並不重視關係，會將之化約為合約雙方，教會和信徒的想法亦可能被蠶食，「不想有關係可能因為關係意味承擔」，因此會忽視一同生活期間的共同經驗，或者「彼此能為對方作甚麼」。孔令瑜回應時指出不少外傭待雇主家庭如家人一樣，例如曾有外傭為少主以身擋車、盡心照顧他們，因此不是她們「爭做香港人」，而是給她們選擇的機會，去留都由她們自己決定。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1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