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报章港闻版意外地读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标题：「德成局长要搞生死教育」（《明报》2011年7月25日）。「曾德成局长认为生死教育理念比国民教育宏大同哲学」。事源于一周前，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华永会）行政总监谢志勇先生与队友切磋球技时不幸遽然离世。谢总监英年早逝，实在令人万分伤感，不过，对谢总监的默默耕耘，非常敬佩。谢总监在社区努力推动的生死教育，真正为社会服务，造福人群。
生命、生死问题与人共存。台湾学者傅伟勋教授于九○年初，自美国引进死亡学研究与死亡教育，进一步结合生与死的课题探索，称为生死学。生死教育（现在普遍与生命教育互称），是更积极和有效地教育儿童，从小便学习关爱生命，实践有意义的人生为最终目的。台湾教育当局十分重视生死教育或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学习，专门成立了「推动生命教育委员会」，并有约五所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研究所；落实学校生命教育重行动：全国大学、中、小学校什至幼儿教育，都有生命教育课程内容和教导。
最近，中国大陆亦有喜讯，于二○一○年七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正式公布，教改纲要「战略主题」中明确提出，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生命教育」在中国大陆有了自己名正言顺的国家身份，这确是生命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都极其渴望和需要的。与此同时，北京师範大学成立了生命教育研究中心，积极推动全国性生命教育；本年四月便擧行了全国生命教育二○一一年会，共同研讨生命教育的发展。
至于香港，目前只有些善心人推动在地区的生死教育活动，若要人人都有机会、有毅力活得更好，使生命更有意义，从容面对生活、生存和生命的问题，家庭和学校的生死教育，确是刻不容缓。 要实践这个理想，足够的师资是一个必然的条件，换言之，生死教育是应该受重视，被纳入为教师教育课程的必修科目，让老师们有健康的身、心、灵，才能够以身作侧，培育他们的学生爱己、爱人、爱国及爱宇宙万物。
笔者曾访问一些中学生及大学生，探讨他们对生死的认识和态度，结果显示：约有一半或以上的学生在年幼时有第一个「死亡经验」，因为学生的外祖父／母或祖父／母，因年老或疾病离世，可惜大部份的父母（和老师）对死亡有忌讳，不愿意向他们解释生死的意义，亦不察觉他们心底的哀伤。所以生死教育始于父母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需要继续学习和深化；至于社区的生死教育，就是持续性的终身教育。
编按：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天主教研究中心荣誉副研究员，香港教育学院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协助小学规划生命教育计划」（2010-2011）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