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報章港聞版意外地讀到一個十分重要的標題：「德成局長要搞生死教育」（《明報》2011年7月25日）。「曾德成局長認為生死教育理念比國民教育宏大同哲學」。事源於一週前，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行政總監謝志勇先生與隊友切磋球技時不幸遽然離世。謝總監英年早逝，實在令人萬分傷感，不過，對謝總監的默默耕耘，非常敬佩。謝總監在社區努力推動的生死教育，真正為社會服務，造福人群。
生命、生死問題與人共存。台灣學者傅偉勳教授於九○年初，自美國引進死亡學研究與死亡教育，進一步結合生與死的課題探索，稱為生死學。生死教育（現在普遍與生命教育互稱），是更積極和有效地教育兒童，從小便學習關愛生命，實踐有意義的人生為最終目的。台灣教育當局十分重視生死教育或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學習，專門成立了「推動生命教育委員會」，並有約五所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研究所；落實學校生命教育重行動：全國大學、中、小學校甚至幼兒教育，都有生命教育課程內容和教導。
最近，中國大陸亦有喜訊，於二○一○年七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正式公布，教改綱要「戰略主題」中明確提出，要「重視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國防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生命教育」在中國大陸有了自己名正言順的國家身份，這確是生命教育理論研究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都極其渴望和需要的。與此同時，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生命教育研究中心，積極推動全國性生命教育；本年四月便擧行了全國生命教育二○一一年會，共同研討生命教育的發展。
至於香港，目前只有些善心人推動在地區的生死教育活動，若要人人都有機會、有毅力活得更好，使生命更有意義，從容面對生活、生存和生命的問題，家庭和學校的生死教育，確是刻不容緩。 要實踐這個理想，足夠的師資是一個必然的條件，換言之，生死教育是應該受重視，被納入為教師教育課程的必修科目，讓老師們有健康的身、心、靈，才能夠以身作側，培育他們的學生愛己、愛人、愛國及愛宇宙萬物。
筆者曾訪問一些中學生及大學生，探討他們對生死的認識和態度，結果顯示：約有一半或以上的學生在年幼時有第一個「死亡經驗」，因為學生的外祖父／母或祖父／母，因年老或疾病離世，可惜大部份的父母（和老師）對死亡有忌諱，不願意向他們解釋生死的意義，亦不察覺他們心底的哀傷。所以生死教育始於父母的家庭教育，在學校需要繼續學習和深化；至於社區的生死教育，就是持續性的終身教育。
編按：標題為編者所加。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天主教研究中心榮譽副研究員，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0-2011）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