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曾荫权竞选特首的时候，提出口号「我要做好呢份工！」意思是，我要尽责，尽忠。向谁尽责尽忠呢？当然是向老板了。可惜他没有明言他心目中的老板是香港巿民还是中央政府。因此，当年亦参加竞选的梁家杰便冲着他而提出「（市民）有得拣，先至系老板」。
怎样才算是做好呢份工呢？是勤力吗？若是，董建华那朝七晚十一的「搏命」方式应该是「做好呢份工」的模範吧，只是董先生吃力不讨好，巿民一般的评价是：他不称职，他只是一个懵懂的特首。当他要大有作为的时候（例如推出房屋与教育的八万五政策），巿民未得其利，先见其害。
今天，曾特首的管治常现危机，论政者皆认为因他只知「做好呢份工」，却无清晰明确大公的使命。他只知要把中央交付他的职责做好，却没有因应香港的困难与需要推动政策，把香港发展成一个比较公义、适宜长远发展的社会。
不时有长执批评一些传道牧者心存打工心态（亦有同工互相如此批评）。当长执作这样的批评时，他们多不满同工不够勤力，未能「做好呢份工」。他们认为教会长时间没有量的增长，或增长不足，活动不够多，乃因同工视作传道牧者为「打工」。
若同工「好食懒做」，敷衍塞责，他当然是一个恶仆，可是若同工勤勤力力，营营役役，什至「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可能仍然是存打工心态。不同者，前者是不得老板欢心的员工，后者是得老板欢心的员工而矣。而且，我们要问，是得哪个老板的欢心呢？是天上的老板，或是地上的长执？一个朝七晚十一的传道同工，又会不会只是教会中的董建华？
我们长执期望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单单做好呢份工，或是我们期望传道人是有使命的呢？我们长执又是否能让传道同工有足够空间去领受上帝的使命，并履行出来呢？
